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检视

美国是世界上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而且自小布什政府起开始重视生物防御,颁布过一系列应对生物威胁的规划,而特朗普政府还在2018年9月出台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将生物防御问题提升至国家层面。但是,医疗资源与战略规划并未能阻止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暴发,《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提出的应对生物危机的设计在疫情面前形同虚设。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有如下原因:美国的生物防御战略框架不够完善,操作性不强;决策层漠视疫情预警,战略领导力不足;医药物资严重匮乏,实现战略目标的执行手段无力;负有抗疫责任的官僚部门各自为政,缺少协调与合作。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与表现可以发现,美国的生物防御战略虽然打着"防御"旗号,但重心在维护其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霸权,而且在大选年其生物"防御"战略更要服务于选举目的。     

全球化时代的生物安全战略初探

生物安全威胁既指有恶意的生物恐怖等攻击行为,也包括自然爆发的流行疾病。基于生物安全威胁的全球传播性、高难度防扩散性以及生物安全的前瞻性、科学支撑性及敏感性与沟通性原则,生物安全战略可以从国际合作、国际机制的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疾病监控与报告机制的完善以及政策决策与科学相结合等方面予以实施。     

后疫情时代俄罗斯国家安全观的嬗变

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要嬗变,这体现于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积极应对地缘安全、重视经济安全、维持国际战略平衡、维护文化与价值观、构建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等,旨在应对安全风险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观的分析,阐明其嬗变体现在水平扩展和外延不断丰富等方面以及安全态度更为保守,并从战略文化与政治制度、疫情影响、威胁感知的角度分析其变化的原因,最后评估了这一嬗变对中美俄三边互动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格调将是挑战、对抗与寻求合作的世界秩序观与国际合作观;作为世界军事大国,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其在国土范围之外的军事行动值得关注。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非洲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生物多样性对于非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非洲国家一方面积极地回应、参予并推动全球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努力与进程,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在国内采取了诸如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行动计划、建立保护区、鼓励地方参予等措施来保护其生物资源。非洲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是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非洲国家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进展与深化路径

金砖国家作为一支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并积极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金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战略基础,并且正在通过建设金砖国家光缆以及建立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专家工作组等方式来深化彼此在面临网络安全问题时的协作机制。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空间治理构想不同,网络安全合作面临掣肘因素以及西方国家的分化政策。金砖国家应完善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合作平台,通过民间对话带动政府间合作,运用金砖机制引领发展中国家信息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几个共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目标难以统筹;二是未知技术安全威胁导致不可避免的法律惩治效力滞后;三是监管的多部门合作需求与权职分工困境;四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民主审议机制有待加强。由于中国前沿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领跑"转变的关键节点,及时调整"促进"与"规制"前沿生物技术的应对措施已刻不容缓。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应对必须走到科技的前面去,对安全主体的规制更应走到科学的内部去。唯有在即将出台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引领下全面推进生物技术安全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生物技术安全的法治体系建构,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才能确保前沿生物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

气候变化议题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气候实用主义"是当前俄罗斯气候政策选择的核心。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气候实用主义"的内涵特征、政策特点、选择动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本文指出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选择的三个关键变量。这些变量通过观念、利益和身份的路径影响了俄罗斯气候政策的理念框架、国内偏好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对于气候变化起源的"怀疑论"、对碳氢能源企业的重点保护,通过气候政策对内增强治理合法性,吸引投资和技术以缓解美欧制裁是当前俄政府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的这种气候政策为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加强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中俄区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但却难以弥合俄罗斯与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不会对俄罗斯依赖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造成实质影响。     

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其造成的冲击主要包括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等。新冠病毒因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等特点,这势必也会成为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一是严重损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二是多领域冲击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三是敌对势力借此攻击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可见,生物安全在区域经济开发和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此,应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日韩可从地区卫生安全为切入点和战略抓手来推进三国的医疗合作,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不信任,推进三国的战略互信,然后逐步过渡到"高敏感领域"。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trumpeted a ＂new era of engagem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central components of his strategy include a world order characterized by peaceful accommodation between established and rising powers;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problems; and the overhaul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reflect these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and the new global agenda. Placing less emphasis than his predecessor on the pursuit of American primacy, Obama envisions--indeed, insists-that other global powers assume new responsibilities. Notwithstanding its multilateral instincts, thoug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limited in its practical ability to promote and embrace sweeping reform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refore, rather than casting its lot entirely with univers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dopt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combines formal institutions with more flexible partnerships to achieve U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balance sheet for Obama＇s first year in office underscores both the opportunities for and the constraints o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in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sn't it Time to Say Farewell to Nukes in Turkey?

Abstract

The attitude of Turkish officials toward the US nuclear weapons deployed in Turkey for over four decades has been static. Officials have understandable arguments, based on their threat analysis, as to why these weapons should be retained in Turkey. However,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radical changes. The classical deterrent value of nuclear weapons no longer applies with these emerging threa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unauthorized use of crude radiological devices or nuclear weapons b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o increased security at storage sites, bolder steps must be taken by concerned countries to get rid of nuclear weapons. Such steps should begin with drawing-down US nuclear weapons deployed in allied countries including Turkey.     

Governance through government networks: The G8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n informal grouping without headquarters, permanent staff or legal powers, the world’s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must rely on other actors, in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manage global proble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Group of Eight contributes to global governance by coope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ases of debt relief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t finance. It shows that the G8 draw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the aid of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argues that this cooperation is stronger, the greater the Group’s concentration of relevant power and the more important it considers the institutions’ resources.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