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权力法治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权力法治化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这表现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颁布实施了一大批制约公权力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我国在公权力法治化方面仍然面临不少问题,这表现为约束公权力的法制尚不够健全,权力设置结构上不够科学,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程度偏低,公权力行使者的道德法律意识薄弱。进一步提升公权力的法治化水平,需要通过立法完善权力运行规则,健全行政司法机关的任人育人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明确法律义务规范权力行使

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承担限制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义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与公权力对应的法律义务缺席,导致了公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在法律体系中设定与公权力相对应的义务,能强化公权力的权利保障观念、规范公权力运作以及有助于对公权力的监督,从而确保公权力正位运行。     

职务犯罪主体视阈下"监察对象"界定的缺陷与完善 ——基于《监察法》与《刑法》衔接的视角

实现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形成反腐合力,是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比较刑事法律上职务犯罪主体与《监察法》监察对象界定之间存在的差异,本着《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者进行监察全覆盖的立法初衷,《监察法》关于监察对象的界定应当与刑事法律关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保持一致。     

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及识别标准辨析

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及识别标准是监察权行使的重点和难点。监察对象的认定，需要在方法论上回归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以立法条文为出发点。在《监察法》文本中，与监察对象有关的概念表述多达十种，这给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增加了一定难度。在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上，总则与分则间的差异化规定，尤其对于《监察法》第15条的理解偏差，致使学界对“公职人员”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别。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在法理上应遵循法律解释、总则效力高于分则效力、法的安定性的原则，厘清公职人员、有关人员和监察对象三者间的关系。在“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判断上，宜采纳身份和行为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说为识别标准，这样更便于开展监督工作和简便识别程序。     

公权力的限制与住宅权的保护

对公民住宅权最大的侵害源来自国家与政府的公权力。根深蒂固的公权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公民住宅权保护不足是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住宅权的基本原因。防范国家公权力的侵入对住宅权价值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应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凸显对住宅权作为基本人权的私权利的尊重。其次,应彰显宪法精神,对侵入住宅的公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是在法律程序上明确警察启动检查权、搜查权的前提条件。二是决定权应当与执行权分开,做好权力的制衡。三是明确公民住宅权被侵犯时的救济权。     

韩国反腐败中的制度建设(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三、公民权益委员会 （一）监察使制度 建立一个倾听和处理民众对公权力造成的苦情民怨的制度平台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制度建设。在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建设方面．韩国根据自己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国情以及历史文化,引进了监察使制度,建立了具有韩国特色的监察使制度（the Ombudsman of Korea）。     

中国古代皇权监督机制探析

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谏官制度、封驳制度,是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察、咨政、把关、制权的作用,有助于正确决策。但封建时代没有形成具有制约关系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没有分权制衡机制,因此,这些制度都受到皇权的制约,对皇权的监督是有限的。目前,构建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和体制,是党和国家监督体制的重大创新,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皇权监督机制,对建立"一把手"的监督机制有借鉴作用。     

监察体制改革新探:监司官制度的现代镜鉴

监司官制度是宋朝对地方监察体制进行的重要创新。在"路"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宋朝设置"帅""漕""宪""仓"四种监察机构,分司军事、财政、司法、救济四方面的监察职权,有效弥补了唐代节度使制度权力过于集中的缺陷,在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实行专业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促进了专业化技术官僚的产生,取得了良好的监察效果。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以宋朝的监司官制度为切入,探讨了我国监察体系的自我监督机制、横向分工机制、纵向领导机制以及协同配套机制问题,提出了改革我国监察体制的四条向路——以内部互查加强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以精细分工提高监察机关的专业化水平、以变革领导产生方式提升监察效果、以法律配套巩固监察机关的监察权威,试图开拓出一幅全域立体式异体监督的模式图景。     

要论摘登

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     

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我国党的组织结构设置和国家政权运行过程中,基层党委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能否依法执政对发展地方经济、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基层党委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是落实依宪执政的关键,而基层党委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是践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的基础。当前,我国基层党委对于坚持依法执政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为:激励机制不健全,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缺乏拉力;约束机制不健全,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缺乏推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缺乏压力。因此,要通过完善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的激励机制、建构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的约束机制和建立基层党委依法执政的监督机制来构建动力机制,使基层党委在依法执政过程中,从之前过度依赖政治上的权衡转化到严格遵从法律的规则、原则与精神上来。     

监察下乡：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治理逻辑

"监察下乡"是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目前,民生转移支付、资本下乡和集体资产运营中的权力—利益网络都包含着较大的廉政风险,但是基层村社权力监督中监察职能的弱势与悬浮、公众参与的离散与缺席,却造成基层权力监督的弱化。在实践中,"监察下乡"包含着"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逻辑,即作为国家建制的纪检监察机构对村社权力监督的强化,以及动员社会参与监督。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还面临着力量短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和参与不足等"监察内卷"困境,需从加强村社监察站队伍建设、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办理机制和建立以监察工作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予以突破。     

监察建议的法解释学展开 ——概念构成、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

在监察对象仅限于个人的制度背景下,针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的监察建议实质上延伸了监察权的覆盖范围,承担着从个案查处迈向领域治理的重要功能.通过对监察建议的法律规范和观点学说展开梳理,进而在法解释学工作中澄清其概念构成、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在概念构造上,监察建议属于"对单位监察"而非"对事监察",其发动具有附随性,其主体具有特定性;建议的指向内容须有针对"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所作的平义解释和限缩解释.在适用范围上,现有学说和实务中主张的"问责建议""处理建议""纠正建议""处罚建议"均不符合监察建议的概念构成;内容指向的"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应根据是否属于监察机关专业领域而做不同标准理解.在法律效果上,监察建议相较于处理决定具有一定的"弹性",可借鉴相关制度完善异议,提出程序与正当理由认定程序.     

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研究——基于Z市206个基层样本的分析

通过对Z市206个基层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基层腐败呈现农业领域发生腐败的情况较多、基层领导职权易失控、基层腐败涉及领域广且类型多样、基层经济腐败多且呈现"小官巨贪"趋势、法律惩处基层腐败力度不强的特征。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包括对基层公权的制约不足、评定基层干部的标准失衡、非正式制度的诱因等。进一步完善预防基层腐败的机制构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廉政教育的引导,加强法律法规惩处的震慑,加强农业领域的资金监管,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监督机制,按照适用的原则尝试建立基层干部财产公示申报机制,建立基层干部任期交叉机制和基层干部任职民主评议机制。     

监察委员会监察权配置研究

<正>监察委员会吸收、整合了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与纪委合署办公,实质上确立了党纪调查权、政纪调查权和刑事调查权于一体的综合调查权,这大大提高了反腐败的效率和监察范围,达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的全覆盖,整合了反腐败资源和     

关于县级党校改革的思考

在纪念省委党校建校五十周年之际，重新思考和认识县级党校在新时期如何深化改革，对于发挥我省党校系统的整体功能，加强省委党校对县级党校的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县级党校是我党校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央、省、地党校共同承担党的领导干部培训教育任务。它所培训教育的一千多万乡（镇）科级和农村党支部书记等农村基层干部是实现党的总任务的基层领导力量、整个农村工作的核心力量。深化县级党校改革，是加强党的建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县级党校作为基层党校，它与中央省、地党校相区…     

整体主义视角下监察权的规范基础与拓展路径

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共同构筑起反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目标。在整体主义视角下,监察权的规范表达既要体现党在反腐败领域的领导地位,又要借助国家权力体系阐释监察权的功能定位。监察权具有政治权威性和法律权威性,在连通党纪国法中发挥着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一体化的调整功能、权力监督制约的规范功能、扭转政治生态的保障功能以及净化公权力行使环境的惩戒功能。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坚持以党领导下的国家监察改革目标为逻辑起点,不断优化监察权运行的体制机制,提升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化水平,健全监察权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融合,推动监察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拓展。     

模式创新:如何监督制约监察委员会——基于传统与新型监督模式对比的视角

监察委员会是"位高权重"的国家权力单元,亟待监督制约。在此有两种监督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传统监督模式: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执政党监督以及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另一种是新型监督模式:于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监督委员会、于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调查委员会、建立监察诉讼制度以及建立新型上级监督机制。通过对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监察体制改革趋势的分析,发现传统的监督模式已很难胜任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相比之下新型监督模式的监督更加实效有力,更加符合法治运行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几个发展阶段

党内监督主要是指党为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规范化运行,依照党纪党法及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通过评价、揭露、纠偏等方式开展的民主的监察和督促活动。在开展党内监督的过程中,把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的关键所在。     

十八大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四大进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推进反腐败机构职能合并、人员转隶,实现反腐败资源和力量有效整合;用"留置"取代"双指""双规",实现监察手段的规范合理;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制度建设,实现凡属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     

我国警察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我国,行政调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被广泛运用.而警察行政调解是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形式.警察行政调解在公安机关诸多强制、命令的行政行为方式中,以其非强制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服务社会的职能.但警察行政调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调解范围和规范的调解程序,而且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在对警察行政调解的执行上监督机制规定得很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警察行政调解的范围、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以引起理论界与实践中的重视,并予以广泛研究与有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