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托管制度视角下的战后琉球地位探讨

国际社会在二战结束初期对琉球地位的共识,是计划将其纳入国际托管制度成为联合国的托管领土。当时作为管理当局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及战略上的考量,基于旧金山和约已经取得了可以继续单独统治琉球的国际法名义,而始终没有遵照国际托管应有的程序及宗旨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然而,从现代国际法出发,即使琉球的战后托管地位真正实现,也并不意味着其主权归属对象会随之明确。因此,关于战后琉球地位的探讨,不仅国际托管制度本身的程序及宗旨应得到国际社会重视,美日两国相关国际法的义务履行等问题,也应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再审视。     

论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

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和平基石。在具体实践中, 应当对“武力”一词进 行狭义的解释, 即仅指武装力量或军事力量。传统国际法中的习惯法并不禁止武力, 禁止武力原则是19世纪末20 世纪初以后逐步由协定国际法确立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已经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并且是一项强行法 规则, 任何武力的使用都应该受到控制, 并被限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     

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 担保国的赔偿责任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现代国际责任制度新发展探析

国际责任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是促使国际法主体履行国际义务，维持国际秩序的根本保障。20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实践的迅猛发展，现代国际法上的国际责任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南海争端的国际法适用探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国纷纷援引国际法,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诉求。本文将这些国家的领土主张置于国际法框架下,并指出其在国际法适用上出现的重大误区:未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原则划定领海基线,从而曲解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以个别概念否定中国对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尊重历史性权利的精神;片面解读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领土取得的原则,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寻找借口。     

从禁飞区实践看人道主义干涉的效力与局限性

《联合国宪章》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侵犯主权和使用武力,但将一国“威胁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规定为例外,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在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同时,推动安理会将一些国家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解释为“对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进而在它们的领土上设立了禁飞区.作为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模式,设立禁飞区已经在伊拉克、波黑和利比亚进行了三次实践,显示其正在演变成一种国际规范,但它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因而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伊斯兰国”:“准主权”与地区安全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主权共识支持下的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了历史上的神权干预,宗教因素自此被排除在现代国家交往的主流议程之外。"伊斯兰国"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哈里发国"是极端伊斯兰化的尝试,在主权认知上颠覆了国际政治传统。"伊斯兰国"的主权观以真主主权为核心特质,但又有别于以往"政教合一"的政权理解模式,即虽使用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但以武力和恐怖主义为实现手段,追求消除现有国家边界、创建"乌玛"乌托邦式的权力未来。"伊斯兰国"目前的状态更接近雏形国家,其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表现在三个方面:边界粘连共生,而在实体疆域层面冲击周边国家的领土安全;通过网络技术平台增强其道德和政治影响力;以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侵蚀了温和伊斯兰的宗教权威。国际社会目前的主要应对措施集中于从突破疆域桎梏的空袭结合地面攻击以制约当地极端主义。鉴于之前的威胁分析,外部世界值得强化和补充的应对措施包括主导防御性的网络安全战争、帮助该地区重塑符合现代政治标准的世俗权威和提升温和教派领袖的宗教地位,实现有效的合作反恐。     

"先发制人"战略与国际法

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形式上是以传统国际法中的预先自卫权为其理论依据的.传统国际法承认国家可以先发制人,但<联合国宪章>生效后,国际社会对于国家是否仍享有预先自卫权存在广泛争议.因此,先发制人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实质上,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大大超越了预先自卫的范畴,走向了预防性行动或预防性战争,它已经而且必将继续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产生很大冲击.从根本上说,这是国际法需要完善的问题.不久前,联合国高级名人小组、安南秘书长在他们各自的报告中就武力使用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对于国际法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019年,贸易战激化,科技战显性化,大国博弈明显升温,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全球治理步履维艰,现行国际秩序受到损伤,让我们深刻领会到了什么叫"乱象丛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似乎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要有力地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挑战,有赖于世界各国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退群"、毁约;有赖于相关各国以和平的方式,建设性地处理和化解地区冲突与矛盾,而不是以威胁、制裁甚至武力相向;有赖于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聚焦合作,而不是脱钩、对抗。     

论国际责任的承担

每一国际法主体都应因其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１９９９ 年５ 月７ 日，我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袭击，使国际责任制度为国人所关注。国际法中的国际责任制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公约。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法主体；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后者包括恢复原状、补偿、满足、承诺并保证不重复等；促使责任承担的方法包括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当一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受害者要求不法行为者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如何让其承担责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朝鲜战争中的日本特别扫雷舰队

1950年朝鲜战争中，日本政府违反和平宪法和《波茨坦公告》，派遣扫雷舰队实际参与发生于日本国领土之外的战争。其目的是讨好美国，尽快地恢复日本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和权利，重返国际社会，为日本的重新崛起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事实上，日本政府的这一构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菲律宾所谓南海仲裁案

目前中菲南海争议由于菲律宾强行提起国际仲裁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力介入,已经由权益之争转变为秩序之争。要谈论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首先应该关注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原始主权在战后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强行介入南海问题,通过拉帮结派和武力威慑来制造霸权语境,以主导其所谓"法的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仲裁法庭受理菲的仲裁诉求,实行强制仲裁,事实上已经介入了中菲领土争议并发挥了非中立的作用,这给地区稳定和政治解决南海问题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国际法上自决性公民投票刍议

国际法上的自决性公民投票与国内法上的民主性公民投票有着重要的不同, 它有自 己独特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它的国际法渊源是自决权原则、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决议。它的合法 性要件包括有合法的理由、出于自愿和联合国的监督。它的基本形式有领土归属性公民投票和领 土独立性公民投票。通过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决性公民投票在国际法上的适用及其 规则, 防止其被分离主义势力所利用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发展趋势

国际法上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指一个国家未经其同意,不受另一国法院管辖;一国法院不得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行使管辖权。1977年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把“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项目列入国际法委员会的现行工作计划,并将其编纂成条款草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初探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是国际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而且各国立法实践中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看法也有很大区别。尊重国际法,忠实履行国际义务,是中国对待国际法的基本立场,它充分反映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特点     

北极航行管制的法理探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赋予冰封区域沿海国特殊的环境管辖权,加拿大和俄罗斯依据这一条款在其北极海域内全面推行航行管制。然而这一单边管辖权的行使需要满足多项限制条件,两国部分管控措施超出了冰封区域条款的合理使用,突破了海洋法对航行权的保障。在国际法体系内,北极沿海国航行管控的特殊权力有其外部边界,受到多边海事规则的制约,特别是"极地规则"的出台将限制冰封区域条款的适用空间,削弱沿海国单边管辖权的合法性基础。北极沿海国实施单边管控面临法律和政治上的双重困难,通过国际平台开展北极航运合作,寻求在国际规则中维护其利益诉求,更加符合北极沿海国家的实际利益。     

预防性战争:逻辑、伦理、美国经验及启示

预防性战争是在权势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为预先阻止本国与敌手之间不利于己的权势转移而发动的战争行为,其战略目标在于继续维持本国的权势优越地位和安全环境,旨在使用武力来延缓、阻止当下已经显现、日后可能会更加危险的战略未来。预防性战争是国家战略的一种运用方式,权势转移及由此引发的恐惧是其产生的两大基本动因。预防性战争为现行国际法所禁止,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却往往对之持有理论同情。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和守成大国,美国在历史上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数量有限,但预防性思维却长期在美国的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演进,预防性思维在美国当前对外战略中突现,面对崛起国实力发展,美国未来仍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阻止预防性战争爆发的根本,在于超越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中国的和平发展有望为突破"国强必霸"""国强必战"思维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试论解决领土争端国际法的发展与问题--最新案例剖析

国际法院在2002年连续对两个有关领土争端的案件作出了判决。笔者认为,通过这两个判决,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国际法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明确的处理规则,即首先考察的是有关的国际条约是否已经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在没有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国际法院将在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之后,直接依据“有效控制”原则进行判决。对此,笔者认为,国际法院有必要在以后的此类案件中进一步发展相关的法律原则,以便能够在法律原则的确定性和维护争端地区稳定的必要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冷战后海外用兵最为频繁、进行军事干涉行动次数最多的国家。研究者们通常认为,美国的军事干涉在决策和实施上具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其突出特征是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决定使用武力时一意孤行,时常将自身意志凌驾于联合国和国际法之上。通过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重大军事干涉行动中的选择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在使用武力的决策上较少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约束,但它在军事干涉行动中既不是纯粹依靠自身力量单干,也不是依靠其缔造的多边或双边军事同盟,而是经常性地采取联合阵线的方式执行军事打击和战后维稳行动。联合阵线的目标确定性及手段灵活性为美国主导军事干涉行动提供了便利,而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让伙伴承担军事行动的负担、为干涉行动寻找合法性以及减少美国的投入和损失等考量,也使得美国具有招募多国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由于当前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不少国家倾向于加入美国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以便在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中获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