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从证据依赖到证据治理：审视共识构建中的循证路径

证据成为政策共识构建的重要依据，共识构建依据可循的证据而做出，进而出现了循证共识的概念。循证共识所循的证据主要包括数字化与符号化的事实材料以及可重复可追溯的论证资料，循证方式体现为科学范式内的论证与推理，随着共识构建越来越倚重证据与循证流程来获得技术合理性，循证共识出现了对证据的依赖。但是，证据依赖却使得循证共识陷入多阶段困境中，原因在于：证据创制时存在技术局限；证据选择时存在态度偏见；证据阐释时出现共情误差；证据应用时出现适配偏差。这要求从证据依赖转向证据治理。证据治理重视证据，但同时也对证据本身加以考察，并在共识构建全过程中思考证据应用的合理性，证据治理是一个多维建构的过程。     

论证据的可采性

在英美法系中，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重要性、关联性等一起构成证据的属性或要素。只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律容许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因此，证据的可采性关系到证据的接受予否，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的证据法学的改革应当在总体上借鉴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前提下，以英美法系证据采用规则和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必要的补充。     

中美证据开示之比较

证据开示是抗辩式诉讼的产物，控辩双方在对等条件下开示证据，防止证据突袭，实现平等武装。97年《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了证据开示，但证据开示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立足于中关之间证据开示的比较，借鉴美国证据开示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证据开示的方式、范围、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以适应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证据开示制度与中国刑事诉讼法律文化的兼容性考察

证据开示（Discovery）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证据披露”“证据先悉”等，是由检察官和被告方相互向对方提出问题，对各自拥有的证据进行交换，予以审查，为审判做好准备的一项重要审前程序。     

瑕疵证据补正及合理解释问题初探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正都作了明确规定，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欣喜之余不免产生担心：瑕疵证据的过度补正会冲击非法证据的正当排除。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就存在对瑕疵证据的补正，不过由于法律没有规定，不免具有随意性。考虑到美国也存在瑕疵证据，只不过通过预审等程序予以转化，因此可以为我国的瑕疵证据补正和合理解释构建提供借鉴，以防止瑕疵证据的过度补正。     

论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之证据能力

证据需具有三性，证据具有一定的要件在法律上才有证据能力。司法实践中，律师、纪检委等不是收集证据的法定主体；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及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     

论如何充实受贿案件证据

受贿案件作案十分隐蔽，证据非常单薄，如何收集，充实证据，既是受贿案件侦查的重点，也是其难点。下列途径和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广泛调查知情人，通过查赃款赃物的来源，去向来充实证据，注意收集再生证据，通过查受贿人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来充实证据。     

侦查讯问中使用证据方法的分类探析

基于展现证据的意思明确程度不同，可将使用证据的方法分为明示使用证据的方法和暗示使用证据的方法：基于使用证据的内容与核心内容的关系不同，可将明示使用证据的方法分为直接使用证据的方法和间接使用证据的方法。     

对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再认识──兼评“两性说”和“三性说”

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是诉讼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证据的内在属性，在揭示诉讼证据有哪些本质属性时必须从诉讼证据本质属性的涵义出发；“法律性”与“合法性”在内涵上是存在差异的，不能简单地把“法律性”与“合法性”等同起来。“法律性”是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而“合法性”不是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但在诉讼证据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合法性”目标的追求上，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有区别的。     

美国通过可靠证据遏制刑事错案的机制考察

美国学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通过可靠证据来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是非常积极且有效的，因此从宏观上构建了通过可靠证据来遏制刑事错案的机制。该机制以证据为根本，以证据的收集为起点，以证据的保全为核心，以证据的审查判断为重点，对与证据相关的诉讼制度进行逐步的改革与完善。     

浅议商业贿赂案件的证据收集

证据收集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内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应明确商业贿赂案件证据收集的内容，结合商业贿赂案件证据的特点，掌握收集证据的途径和方法。     

经济犯罪证据的特点与证据体系形成的基本要求

经济犯罪在证据方面的特点是：在种类上，书证是主要证据类型，而电子证据也日显突出：在属性上，证据的关联性难以确认，证据材料也往往需经合法转化；在取证方法上，主要通过查询、扣押、鉴定等方式将之从众多的经济往来凭据中剥离出来；在证明要求上，不仅有更高的诉讼要求，而且规格要求也更高。形成经济犯罪证据体系的难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立法的缺陷使有些经济犯罪案件的犯罪构成不清晰，给组成证据体系带来困难：第二．证明经济犯罪主体身份的证据体系难以把握；第三，证明经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体系难以充分：第四．证明犯罪数额的证据体系难以确定。为此，经济犯罪的证据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必须符合法定性、整体性、严密性和排他性的要求。     

手机短信的主要法律问题探究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手机短信发送数量惊人。手机短信作为证据已运用于各种刑事、民事案件中，其作用不可忽视。手机短信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经由通信网的业务承载平台传输的，其发送方或接收方中至少有一方为手机用户的，能在手机上以文本、数字、图画、声音或者多媒体等形式展现出来的电子信息资料及其派生物，其性质是电子证据。本文从手机短信技术原理出发，全面阐述了手机短信的存储方式和主要特征，认为手机短信证据是一种特殊的电子证据，并提出电子证据应当被列为一种单独的诉讼证据，并对手机短信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收集和保全等问题进行了探究。     

论科技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标准及构建

“科技证据”是否科学，能否进入法庭调查并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标准是关键。在对域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科技证据立法的现状，指出中国立法虽然对科技证据有一些规定，但对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尚无规定，因此，主张吸收域外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中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     

相反证据与反驳证据的采信规则刍议

本证与反证均针对同一待证事实，但却具有相反的证明作用。相反证据和反驳证据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直接指向上的差异。相反证据与反驳证据存在诸多差异及重要的易于被忽略的联系。反驳证据因是针对证据本身瑕疵而达到否定对方主张事实的目的，所以反驳证据不同于一般证据，具有特殊的证明力。     

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化时代，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电子证据在侦查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然而，电子证据在法律上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给经侦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提升电子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作用，需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定，明确电子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时要对经侦民警进行必要的电子取证培训，提升电子取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涉及电子证据的经济案件的顺利侦办。     

刑侦取证组证论

侦查破案与司法控罪都要以取证用证为基础。刑侦取证与心理现场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需要研究证据事实与证据材料的关系，研究涉嫌证据的特点与诉讼证据的组织。刑侦取证的目的是组织证据体系，终结侦查，这也需要研究证据体系的类型、组证原则和方法等相关问题。     

浅谈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