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兴起于西方公共行政学领域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至今在学术界未得到统一明确的定义。传入我国后 ,大多数人对将其和原来的“行政管理”概念内容混淆起来。而中国的“行政管理”本身也与西方的“公共行政”有着概念上的模糊 ,对此必须加以澄清 ,方能有利于研究者和学习者正确的理解     

从“效率”到“服务”——政府管理新理念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新公共管理的市场与顾客导向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为本的嬗变。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必将成为政府管理新概念。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缺陷分析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势是采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它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依托,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改革;然而,这种实践模式也有自身的缺陷,“市场化”的模式会引发一系列新的复杂的治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其实践模式的分析,指出新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的潜在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粉丝”文化的伦理表征与“濡化”路径

进入后亚文化时代，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范式逐渐丧失解释力。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粉丝”身上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特性，即融合与离散的主体性伦理、陌生与亲密的亲缘性伦理以及游走于“丧”与“燃”两种情感之间的国族性伦理，但也存在着主体性、文化性以及交往上的伦理困境。对此，可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濡化”概念，从父辈与子辈的代际濡化、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文化濡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濡化出发，引导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走向正轨。     

“左”和“右”的出处

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传统文化中“半私”、“半公”的互相缠结及其必然走向

同西方人一贯提倡个人本位的文化思想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社会本位；这是一个“文化黑洞”，其中的“半私”、“半公”的缠结’，时常表现为一种民族性的巨大心理定势，以万应之力，承受各种改革、革命的冲击。而安之若素，守旧依故，使历史的发展不是停滞，就是在原地兜圈子。     

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

公共管理是 2 0世纪 7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并颇具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它虽然在一些概念、方法、理论和研究模型等方面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但还不能称之为“公共管理范式”。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建设的高度 ,批判性反思“公共管理范式” ,揭示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及其内涵 ,揭示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内在联系 ,是非常必要的。     

网络公共理性的建构与实现

正公共理性概念起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经历了传统、转型和现代的演历过程。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首先提出现代公共理性,20世纪90年代末该理论引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研究网络公共理性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有利于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一、公共领域是公共     

推动公共管理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第二届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论坛暨师资培训”综述

近年来，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吸引了妇女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但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这一理论的了解还不多。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显得十分必要。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中国特色政府理论话语创新的历史向度——兼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行政学学科在中国大地恢复发展以来，中国特色政府理论话语建构取得了丰硕成果。检视既有的话语，学者更多的是揭示当下、规划未来，存在对历史向度重视不够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理论话语创新进入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和反思批判，在历史向度下对政府的基础理论、问题和概念进行解构与重构。历史地看，当前的政府理论话语创新首先需要科学认识“两个政府”的历史生成问题，防范西方现代性政府理论话语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进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五千年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的意义上规划好“以中国为中心”的政府理论话语创新路径。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源起于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尽管改革在不同国家的进度和成效不一，但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作为本世纪末期的一次选择公共管理方式的大规模实验，其意义深远。本文拟通过对这一运动的时代背景、基本动因和目标以及相关理论渊源的分析；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组成、总体特征和一般实践模式，并在总结其得失经验中引出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启示。     

“公共利益”两大精神基础：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历来困扰着政治学界与公共管理实务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一味地寻求一个能够得到公认的、静态的、普适的“公共利益”概念，将难免陷入“公共利益迷局”之误区。但是，通过描述“公共利益”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公共行政实践中寻求公共利益之价值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可以开辟出一条认识“公共利益”的新路。对于公共行政人员来说，培养起公共精神是做好公共事务的基本要求     

“公”字蕴含的廉政文化及廉政途径

“公”字产生于“私”字以后，有三项基本义：背私、平均、公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公字词族、公字语族，它们饱含着“公”字原义，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正方向、正价值，蕴含着“社会公众”须得“公共”遵守的要义。廉政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廉政途径也多种多样，从“公”字文化中寻找，“公开”是廉政的必由之路，其中“公务员公开财产与收入”则为关键点，是廉政建设有效的途径，可行的途径，重要的途径，低成本途径。     

再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本文力求以新的角度再看“新公共管理” ,并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主要观点 ,从而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公共服务均等化“善治”取向下的理性选择

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及其“善治”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共管理研究语境和改革实践的普遍诉求。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状态引发了众多社会矛盾，严重偏离了公共管理的善治取向。本文基于不同于公共财政范畴善治框架，以公平和效率为尺度，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的合理性，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公平取向和效率取向，达到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统一，中国政府应该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整合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基本取向表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无为而治、以德服人等方面 ,西方管理理论体现在科学管理、人群关系等学派理论中 ,经历了科学人、社会人、丛林化等阶段的发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整合 ,一要以人为本 ,结合“情”与“法” ;二要因时制宜 ,把握“时中”原则 ;三要无为而治 ,实现柔性管理 ;四要以德服人 ,建设企业文化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