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现代化发展历程探析

印度政治现代化经历了两个主要演进时期。从独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逐步确立了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但也体现出某些东方威权体制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印度政治现代化模式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和变化,东方威权体制特征日渐削弱和消解,民主政治进入了新阶段,但传统宗教因素也被激活。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相互作用、延续与变革彼此交织中向前迈进。     

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霍梅尼热情捍卫伊斯兰,反对巴列维王朝施行的世俗化政策,希望乌里玛参政以监督王权。60年代,霍梅尼公开反对巴列维政权,毫不妥协地与国王进行斗争,但没有反对伊朗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上层建筑。70年代初,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明确否定君主制,而且系统地阐述了法基赫监护理论,要求建立伊斯兰政府。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巴列维王朝受到颠覆,在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思想日益具体、明确,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调整。     

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

国家与族群具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因而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要素,特别是二者的认同基础存在较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决定着二者关系的基本形态。国家的公共性要求它不应该将政治政策偏向任何一个族群。族群平等是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平衡点,否则,可能会导致政策所损害的族群对国家存在意义的质疑。马来西亚独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实施的正是偏向马来人的政策,从而造成非马来人对国家的不满。     

加纳政治民主化实践及其启示

罗林斯执政后,加纳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在民主化实践中,加纳国民在政治宽容和成熟方面都显示了进步,竞争的政治精英彼此间加强了团结;领导层制订了适当的政策,对本国政治遗产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确保了政权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加纳入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民主模式,如从无党派民主的试验到县、市会议选举;并务实地对待西方施加的政治压力、实行多党制,但尽量避免多党制的弊端,防止党派与族群的结合。进入21世纪初,加纳的民主化已进入到巩固与完善的发展阶段。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外蒙古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

随着日本侵略的进一步加剧,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对外蒙古内政的干涉再次影响外蒙古政治走向.在30年代外蒙古政治舞台上,仍然存在着主张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政治派别,并且占据外蒙古的领导地位,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相悖.但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下的大清洗,到30年代末,主张保持自身独立的派别几乎都被铲除掉,外蒙古开始真正走上苏联设定的政治轨道.     

美国越南人族群的形成和政治参与

美国越南人族群是美国多民族大熔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难民潮导致了美国越南人族群数量的激增。他们抵达美国后通过不断努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其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美国越南人族群在过去30年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最初单纯重视游行示威,到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方式参与到美国主流政治生活中去。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存在着明显的右倾保守化、发展变化迅速等特点。     

20世纪80年代之前菲律宾的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本文以广义的政治文化概念为基础,阐明菲律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形成,重点对被殖民占领之后的菲律宾政治文化的演变加以分析定论:只有正视本地政治传统和宗教、社会结构、殖民遗产等各种力量的存在并善加利用,菲律宾才有可能避免并结束独裁和冲突的政治局面,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中东政治伊斯兰发展走向

政治伊斯兰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展现在20世纪的人类宗教、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它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历经数十载曲折发展,终于在70年代末因伊朗伊斯兰革命而达到高潮,并在中东乃至世界其他穆斯林聚集区呈蓬勃蔓延之势.本文从现行政治体制下、现行政治体制外和取得国家政权三个层面对政治伊斯兰在20世纪的作为予以综合性的回顾,并对其在21世纪的可能走向提出了某些倾向性看法,认为政治伊斯兰还将继续存在,其形态、趋向和功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主权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所实行的政策.     

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中亚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亚的国际体系为族群国家体系.由族群到民族、由族群国家到民族国家,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工作在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由于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建构工作过于主观,戛然中...     

美国新保守派势力简介

新保守派是美国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其思想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有效的组织运作,新保守派得以长期影响美国政坛,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产生和发展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美国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而言的。它不是一个有纲领、有体系的政治或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起始于1750年。18—19世纪初，由于俄远东地区的开发而快速发展，以研究日本民族和日本地理为主；日俄战争后，俄开始加强对日本政治、经济与历史的研究。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对日研究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产生了极大的缺陷，几乎完全是以日本战后期间的政治与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90年代后在日本的财政支持下，俄对日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     

委内瑞拉利益集团与政治变迁

利益集团是政治变迁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之一。作为委内瑞拉传统的利益集团,工人联合会与商会联合会的发展在制度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路径依赖。特别是自1958年菲霍角体系建立以后,两大利益集团通过咨询委员会与分权公共管理部门的设置充分参与整个决策过程。由于利益集团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总统、行政机关、国会等其他行为体的角色设定,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大利益集团在此过程中与政府、政党、公民社会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利益表达机制的高效性。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经济的衰退,利益集团与政府、政党、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原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受到破坏。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引起了公民社会的不满与抗议,社会矛盾与政治冲突加剧,进而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爆发产生重大影响。在全面危机爆发之后,委内瑞拉以菲霍角协议为基础的政治协商体系瓦解,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委内瑞拉政治进程进入新阶段。     

“同心圆”政策与哈中关系

独立时间不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复杂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其对外政策要考虑到主权、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联系诸多因素。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等安全要求，然后是国家经济等发展问题。针对自身的内外条件，哈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理论、方针和原则。其对外政策实践勾勒出一个“同心圆”轨迹，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哈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两国共同致力于构筑面向２１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二元结构与本土立场：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视野下的文明断层线与乌克兰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历史的梳理,解释了东西方文明断层线的由来,以及因乌克兰被其贯穿而导致的动荡与撕裂。不同时代条件下具体地区归属于不同文明板块,近代以来族裔、语言逐步取代掌权者之间的个人效忠关系成为归属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使文明断层线稳定延续。这个进程在俄罗斯造成本土立场的崛起,成为帝国地理空间中心—边疆二元结构解体的主要原因。而解体造成文明断层线的动荡,在俄地理空间结构中具有中心—边疆双重身份的乌克兰因此而撕裂加剧。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历史体现出身份认同与主观地理空间方案同步演化,后者进而影响客观地理空间的规律。俄国从18世纪的绝对君主专制转向19世纪君主专制与平民政治相融合,导致俄罗斯人身份认同在19世纪突出俄罗斯族群的本土立场。这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引发俄罗斯族群对帝国内异质空间和帝国外同质空间的追求,它们分别体现为“俄罗斯化”政策和“斯拉夫主义”政策。二者一方面为20世纪初的政权覆灭和帝国解体提供了解释,另一方面也共同为俄罗斯在20世纪末的再一次解体以及在21世纪初针对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追求提供了解释空间。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斗争中的“第三种人”

19世纪下半期，“第三种人”参与了俄国的社会斗争，并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日渐深化的过程。“第三种人”虽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身队伍的发展以及接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便利，在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实践也提升了“第三种人”对俄国前途发展的认识。     

进入21世纪的印尼政治经济形势

在20世纪80-90年代,印尼政治经济取得长足进展。但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破坏了印尼稳定的政治和欣欣向荣的经济。进入21世纪后,虽然苏哈托的专制政治瓦解了,但各党派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政府更迭频繁,地区和种族分裂主义猖獗,宗教冲突此起彼伏。2001年7月23日梅加瓦蒂取代执政23个月的瓦希德,继任印尼第五任总统。因此,梅加瓦蒂将何时引领印尼走出政治经济危机的双重难困境引人关注。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安全与发展”:巴西的地缘政治思想(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

二战结束后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是巴西的地缘政治形态、国内治理、国际关系、对外战略等问题,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目标和口号。这种研究通过鼓吹加强领土控制、促进国内治理、主导地区形势来实现大国抱负,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思想基础源自经典地缘政治的观点与逻辑,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和强权政治色彩,但巴西学者对缩小国内的地区差异、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在建设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稳定的国家"的口号下,巴西地缘政治学者高度关注巴西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巴西的重在意义。戈尔贝里把使本国经济现代化和完成巴西的地缘政治目标视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地缘政治思想对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1964年军政权上台后巴西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在巴西国家大战略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巴西地缘政治思想提供的诸多政策手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形势。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军队的改革

印尼军队的改革主要是解决军队“双重职能”的问题。印尼军队的改革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以及军队内部派系斗争而呈波浪形轨迹发展，但总的趋势是往“军队非政治化与政治过程非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军队的改革经历了哈比比与瓦希德执政时期的混乱，以及梅加瓦蒂时期的停滞不前之后，随着倾向于改革的苏西洛成为总统再一次提上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军政关系、军队职能立法、军队结构重组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影响印尼军队改革因素主要是印尼政府与军队以及军队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国内族群冲突与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军队经费不足、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等。     

泰国宪政体制多元化的进程、动力与前景

宪政体制变革的动力，源于新旧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对权力边界的制度化诉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军人集团的没落，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与新资本集团的相继兴起，泰国宪政体制在各派利益集团的持续冲突与妥协中不断重构。通过完善公民政治权利、提高地方自治、加强立法权与行政权制衡、创设独立监督体系等制度建设，泰国的宪政架构开始从一元转向多元。尽管从短期来看，由于宪政体制与权力结构的错位，各派利益集团将围绕修宪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政治博弈，从而引发社会分裂与政治动荡，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政治权力结构日趋多极化，泰国宪政体制将在“权力制衡”的多元化道路上继续前行，进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平稳有序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