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

马来西亚是个多族群国家。马来人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华人在经济上具备一定的实力,印度人则是马来西亚不可忽视的第三大族群。华人和印度人作为马来西亚的外来族群,移民背景相似,在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上既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的基本情况     

马来西亚的族群边界与少数族群的认同——以印度人穆斯林为例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马来西亚族群边界的成因及其划分标准。这种以种族和宗教为依据的族群划分标准,让身兼双重身份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穆斯林饱受身份重叠之苦。马来西亚印度人穆斯林的认同遭到了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族群和以印度教教徒居多的印度人族群的拒绝。为获取政治、经济等社会资源,印度人穆斯林不得不在马来族群和印度人族群之间寻找皈依。印度人穆斯林社会的案例表明,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融合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

二战后,迫于国际国内大背景的压力,东南亚大多数华侨不得不自身调整,开始了自身身份认同的激烈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民族(当地)认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等方面。其中,民族(当地)认同是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最根本变化。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中国东北地区俄裔：族称和族群认同

东北地区俄裔(俄罗斯裔)的汉语族称有数种,这些汉语族称与俄裔的族群认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俄裔的血缘构成对他们的族群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代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1511—1957)

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华人已成为马来西亚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人自16世纪初开始在马来亚地区定居,并逐渐形成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华人参与建设了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过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近代华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政治上的认同对象,也因马来亚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大致经历了认同于祖籍国中国、认同对象复杂和认同于居留国马来亚,三个阶段。     

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

一、国家认同的含义“认同”是社会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就是指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 ,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 ,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这种认同最初虽然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 ,但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漫长历史中 ,却是逐渐由观念主义的因素建构出来的。认同分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所谓国家认同 ,通俗地说 ,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 ①。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主要指的是“我国”区别于…     

不同的历史想象: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起源

马来人和华人的不同历史想象,导致马来西亚迄今仍然面对许多政治上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简析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的民族主义起源,并梳理辛亥革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种种政治后遗症,探讨当今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面貌。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华人文化

冷战结束后 ,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全球化过程中 ,现代性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同质性 ,反而更凸现了各个族群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差异性。与其他族群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相比 ,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对马来西亚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既定的历史存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在现代化的同质性过程中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并没有被同一性所消融 ,反而更凸现了其文化的差异性。在全球化过程中 ,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平等对话机制下 ,能真正享有使各族群文化能够自由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     

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合作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中蒙俄三国政治合作、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存在不平衡现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主体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文化认同、接受、理解与阐释的正面与负面评价,是导致国家间国际合作正面与负面走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合作及其文化认同是决定三国合作前景的重要因素。中蒙俄三国文化认同既存在差异,又存在共知基础。中蒙俄人文合作应遵循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化平台及智库建设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人文基础和智力支持。     

21世纪初马来西亚华商的经济地位

进入21世纪,马来西亚经济稳定增长为本地华商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宏观环境,华商资本的绝对值不断增加,华族依然是国内拥有有限公司股权最多的族群。不过由于国有资本和土著私人资本的扩张,华商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华商大企业行业分布广泛,保有强大实力,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但总体实力与官联、土著大型企业相比稍逊一筹。华商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发展空间广阔,在马来西亚经济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马来西亚消费者组织解析

民族是多种多样的,民族社会也是多样的,而孕育其中的民族社团组织更是千差万别.在马来西亚这个多民族社会中,各民族社会利益分化程度较高,社会利益表达渠道有多有寡,国家政权对各种民族社团的宽容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各民族的社团组织在历史渊源、发展规模、活动内容以及与政府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考察马来西亚民族社团组织的发展会丰富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研究内容.     

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

国家身份可以划分为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具体身份是总体身份在不同场域的具体投射。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它将一系列关于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的隐喻以特定逻辑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总体身份是负责任大国,而这一身份的主要表现则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身份通过领域或功能以及地域两个维度被投射到北极场域,形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具体身份。本文在论述叙事和国家身份形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隐喻通过叙事被投射到具体场域中的过程。通过叙事,"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同中国的国际责任、各国的共同利益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北极场域的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     

华商网络与中国经济转型

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中国重新返回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商网络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拓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华商网络与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关系亦成为学术界着力探讨的极富挑战性的一项研究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扩展有关华商网络的研究领域，更广泛的意义是，能够进一步验证有关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     

马来亚独立前当地华族的民族认同之研究

近代西方以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核心价值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展逐渐为许多人所接受。然而,移居英属马来亚的华族,其归属感经由县邑、方言群发展至涵盖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时,却发展出具有双重、多重、多样而又具弹性的性质,而非近代西方所强调对单一主权国家作排他性政治认同的民族主义。     

再论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

孟高棉语诸民族是操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的一个大族群，东南亚的孟高棉语诸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地区。关于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国内外虽然已有一些学者作过探讨，但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认为，这个群体既不是过去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印度迁徙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的，也不是另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东南亚的土著，而是从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迁徙过去的。他们与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濮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组织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马来西亚兴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的个案研究,分析各种复兴运动组织的目标、策略和活动方式,探讨复兴运动的不同模式及其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加深认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本质和自身发展规律。     

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瓦解导致了苏联的崩溃，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苏联的国家认同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使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削弱乃至最终变异，导致人民的国家认同感丧失，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才难以为继。     

Identity and democracy in the Baltics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consider the probable impact of issues related to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on democratization in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the demographic make‐up of the Baltic states, which are home to a high percentage of Slavs (mostly Russians but also Belarusians, Poles, and Ukrainians), and to those factors which affect how these Slavs and the majority Baits: (1)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2) identify with the new states in which they find themselves. The key question is the degree to which civic democracy can prosper in a newly emerging multi‐ethnic state. The answer i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the Baltic states but also for the other new multinational state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past few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