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中全会看“变种劳教”引出的“恶法”之思

法治在于“良法之治”。一项“恶法”的存在，较之无数次的邪恶执法危害更大，因为它腐蚀的是法治的“水源”，滋生并助长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邪念。现代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数量繁多、体系庞大，倘若缺乏常态而有效的审查监督机制，难免会给一些“恶法”隐匿之所，其恶劣影响犹如一粒极臭的“老鼠屎”，败坏了法治这一整锅“汤”。     

寸恶法亦法理论新的认识及定位之初探

恶法亦法理念萌芽于苏格拉底，并由法律实证主义者奥斯丁加以系统论述并趋向于成熟。在西方法学中恶法良法之争始终贯彻其中。然而，所谓“恶法”判断标准却一直是一个理论的难题．而与“恶法”相对的“良法”基础同样难以形成定论。事实上．强调对恶法的遵守并非全无价值关怀．而恶法亦法理念对法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自然法理念中善的概念分析．以此可以得出对“恶法亦法”的新的认识和定位。     

应给予幼女特殊、优先保护

当人们对“嫖宿幼女罪”争议纷纭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话题——“良法说”。它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其核心就是强调法的正义性，强调符合正义的法才是“良法”。古罗马的西塞罗也说过：“真正的法是符合自然理性的。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与其相反者是“恶法”。在法理学中，“良法”、“恶法”是一个久远而又混沌的话题。有时候，“良法”、“恶法”的标准也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今天讨论的“嫖宿幼女罪”，却被人们普遍视为“恶法”。     

“良法”与“恶法”之思辨

西方社会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围绕法的道德性及"恶法"是不是法的问题有过激烈的讨论.自然法学派坚持"良法"观,提出"恶法非法",而分析法学派坚持"恶法"观,提出"恶法亦法",这与它们所处历史和文化的具体环境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要体现自然法的理性,尽量使法的制定达到"良法"的层面,当前,在执法与守法的过程中,则应遵循分析法学派的理论,按"恶法亦法"的观点,不管是"良法"、"恶法"都要一律遵从,以树立法律权威.     

不仅仅是为劳动者撑腰

历经一年半四次审议、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高票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在付诸实施之始，就出现不同声音，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善良的恶法”，建议修法。这多少映射出法治意识孱弱的现实。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若有法不依，其危害胜于无法。而法治的关键在于守法，若允许任何人都可以以自身的正义观来代替现行法，     

法立“三无”可称良——防止地方立法的部门利益倾向

现代文明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治，意味着良法之治。良法的概念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指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立法怎样能够制造出良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客观需要，更是立法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四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四个基本点，即“法律之治”；“依法之治”；“宪法之治”：“良法之治”．．要坚实地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这四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两座法治里程碑

立法的民主化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前者保障所立之法为“良法”,后者则是剔除“恶法”的“公器”。在刚过去的2005年,对于两者来说,都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两个里程碑,使我们感受到,法治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 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草案全文公布,40天内,累计征     

程序正义理念与法治国家

一、中国走向法治必须转变程序理念究竟何为法治？如何走向法治？近年来学者们讨论颇多。亚里士多德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已揭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１〕这告诉我们,法治不仅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法律本身是良法而不是恶法。也就是说,法治具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内容,但首先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理想与价值作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前提,法治化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的现代化。”〔２〕法律观念的核…     

切忌语焉不详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何谓“良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律具有告知、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诸项功能。为实现这些功能，立法中对相关制度的规范性、确定性的表述，应当是评判一部法律是否为“良法”的基本标准，也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如何才能实现法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简称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法治%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实现法治。”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法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良法;二是人们对良法的普遍服从。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而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服从是良法的价值体现,是良法制定的根本目的。二者是良性互动的。     

良知仍为社会和谐之魂

中西方自古至今无数大思想家，在探寻着医治利己与利他的“分裂症”之良法，提出“我他统一律”种种假设。现代新型良知观，应该被理解为利我与利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良好秩序之本；如若利我与利他“分裂”，社会就会“失序”。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更需反思“良知”之真谛。     

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浅析四种法治观

当我们讨论法治时 ,常常会涉及四种主要法治观 ,即中国先秦法家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资本主义法治观 ;社会主义法治观。这四种法治观常被相提并论 ,并且在很多场合区分不严 ,甚至混为一谈。而实际上 ,这四种法治观之间 ,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与中国先秦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之间 ,具有重大差异。如果不在理论上澄清和界定其中差异 ,就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一、中国古代法家法治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首倡“法治”。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     

诚信与法的一般理论初探

从法的历史和原理两方面探讨 ,诚信与法和法治具有内在关系。法治是良法之治 ,但良法的前提是法必须具备诚信这一道德内涵 ,同时 ,良法对诚信的道德建设又有推进之功。从现代经济与法制的关系考察 ,诚信与法的制定和运行是互动的。     

朱元璋“删孟”

明太祖朱元璋“删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作为亚圣，孟子的火气很旺，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原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     

用立法引领和推动科学发展

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需要良法之治，而良法的诞生，最根本一的是立法理念正确、立法科学民主。法具有规范、引导、教育和保障等多项功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需要立法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有所不同。     

如何处理依宪治国 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1 以良法确保善治 四中全会提出的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关键是要提高立法质量，把每件法律制作成精品。法治不是简单的法条之治，而应当是良法之治。良法也不是指法律在道德层面的善良，而是价值、内容、体系、功能等方面的优良，其应当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实需求，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     

和谐社会法文化本质的时代考察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自然法构成了原始和谐社会的基石，规则法治中的恶法亦法是不和谐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的根基；社会契约和民主意志构成现代和谐社会法治本质。这三种法的本质观一步一步地升华，每经历一个新阶段，把我们对法的认识引向一个新的领域或层次，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认识法与社会，更有利于指导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视野里的立法公平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只有当法律真正反映和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一小部分权力主体或利益集团时，法律才能成为良法，通过“法制”才能实现“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