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外交的几个问题——以德国文化外交为例

文化外交理论的系统探索及其在各国的实践研究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对外文化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这种局面应该随着对“软实力”、文化外交认识的提高而改变.文化外交问题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价值的学科.人类的许多麻烦和困扰,诸如,价值理念、宗教信仰、民族情感以及意识形态等偏见引起的误解甚至冲突,大都与人们对国际文化关系的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有关.二战后德国文化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为文化外交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百年探索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对外工作可分为初创起步、探索发展、调整巩固与拓展深化四个历史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克难奋进的宝贵经验表明,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坚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新时代推进党的对外工作既面临国际政党交往日趋活跃、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紧迫必要、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等难得机遇,也必须应对国际秩序变革复杂深刻、美西方国家价值观外交的冲击、党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增强、对外工作队伍建设和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优化等诸多挑战.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围绕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际交往的特色和优势、加强对外工作队伍建设、优化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对外宣传传播方式等方面开拓作为,不断开创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局面.     

英国文化外交的世界影响力

在西方大国中,英国是开展文化外交比较晚的国家,但是其文化外交模式独具特色,不仅成为文化外交领域的后来居上者,其与时俱进的文化外交战略、官方与非官方机构相结合的文化外交推介机制也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榜样.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社会软实力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英国更加积极地对外开展文化外交,努力借文化外交提升其软实力,以期继续发挥其"帝国余晖"的世界影响力.梳理英国文化外交的历程、总结英国文化外交的运行机制和主要方式、探讨其成功经验,有助于全面了解英国的文化外交模式.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外交的开展和文化外交模式的建构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义""利"分析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主动创造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海外港口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港口外交"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名片"。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重要指导原则。从"义"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注重与对象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注重民生改善、社会和谐与政局稳定;不断创新中国成套对外援建模式。从"利"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有利于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服务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有利于促进产业转移与合作;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展望未来,中国企业深入参与"港口外交",需要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和义利协调。     

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转型与运行机制

中国在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础上,给予宗教充分的政治信任,促使宗教进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从产生到兴起,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审慎到积极的发展转型过程,形成了搭建国际宗教交流平台、举办大型国际宗教论坛、积极加入国际宗教组织、开展宗教互访和对话等多元形式。中国以制度化方式确立了宗教公共外交的规范基础、工作方式、目标对象和灵活空间,制定了规范宗教公共外交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工作方式,交往对象的设定趋于精准化,并赋予宗教团体较大的灵活度。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也面临安全风险和竞争风险,虽然其并非宗教公共外交本身的内容,但却影响着宗教公共外交的范围和成效,需要进行风险防控。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应致力于提升交流层次、建构国际化组织平台、扩大对象范围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宗教公共产品对内供给和对外交流的双重拓展,促进制度稳定性和创新性的同步提升,推动"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俗"的多轨发展,达成增信释疑和软实力建构的双翼任务,巩固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并行建构,以及着力"内涵式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双向强化。     

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旅游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具有借助旅游的渠道或工具实现国家利益、实施主体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理论基础复杂等突出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产物,更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旅游外交的内涵和态势或将发生变化:在基本目标上,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者;在实施主体上,从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扩展为由非国家行为体践行;在实践操作上,将探索基本目标、实施主体、表现形式、理论基础中尚未思考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旅游外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提升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这是中国把握自身和全球旅游发展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也是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当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实施旅游外交,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经略新型国际关系,理性利用客源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外交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大危机下的国际合作与外交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国际合作与外交理论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转向国际机制合作,从自助外交转向制度外交;第二次转向是从机制合作转向共同体合作,从制度外交转向伙伴外交,可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是从单一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转向多元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从一般的伙伴外交转向以扶助为重要特征的伙伴外交,可称为"跨文化转向"。大危机条件之下,要适应新型全球治理的需要,建构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自助到扶助,是历次大危机后国际政治反思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实施国际扶助,需要考虑一系列条件:扶助与自助将长期共生;扶助需要以互助为基础;实施扶助需要完善一定的体系规则等。     

中国军事外交与军事对外传播

中国军事外交中的军事对外传播具有传播主题和平性、议题设置战略性、目标受众差异性、实施过程协调性等特点,并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发挥着军事外交理念的传播功能、军队形象的塑造功能、军事外交舆情的检测功能。然而,随着中国军事外交步伐的加快、军事外交对象的丰富、军事外交视域的拓展,军事对外传播面临着由军队形象塑造到军事文化渗透,实现军事对外传播受众由自主认知到自觉认同的转变;由国家外交的军事外交到大外交中的军事外交,实现军事对外传播姿态的转变;由单向宣传到双向互动,实现素材运用由单一到多元的传播方式的转变。     

法国对非军事政策演变对中法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启示

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干预行动历史悠久,是其在非洲重要的传统竞争优势。殖民地时期,法国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其宗主国地位和利益;冷战时期,军事是法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法国打着"民主"旗号支持非洲亲法政权,军事色彩相对弱化。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法国重新强调军事手段,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干预,将西部和北部非洲列为政策重点;尽管较好地把握、引导和利用了非洲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暴力的变化趋势,但在具体政策调整过程中也屡屡失误,暴露出法国在控制战后乱局方面的能力不足。基于维护在非经济利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及强化中非合作等考虑,中国应推动中法非三方和平安全合作,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原则,重点围绕沟通机制、非盟和平安全机制、萨赫勒局势、海盗打击、维和行动、金融合作等方面展开。尽管也有相应需求,但法国传统安全思维中的不合理因素将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     

法国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措施

法国曾经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对内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许多做法甚至成为诸多国家效仿的模式,对外政策与文化要素的结合、政府主导与公民社会参与的结合以及承袭文化传统与鼓励文化创新的结合构成了法国构建文化软实力的突出特点。然而,近些年来,法国在继续建设文化软实力和发挥文...     

试析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形成

普京掌权以后.先后批准了《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和《外交政策构想》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在保持叶利钦后期外交框架的基础上,突出本国利益,强调其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对外打出的旗帜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在外交行动     

法国和平安全合作中的女权主张及其实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把其国内所推行的性别平等理念引入到外交事务中,主张把性别平等与和平发展合作结合在一起。作为和平安全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法国依托多元主体参与的实施机制,以联合国第1325号决议国家行动计划为框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相关评估体系,这些举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法国未来应继续从"怎么做"和"如何评估"两个角度应对挑战,以保护冲突地区的妇女权益,并促进妇女参与和平安全问题的解决。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

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对外开放、外交上走出去的结果,反过来又对中国外交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外交决策机制上,首脑外交频繁而活跃,外交机构水平和垂直双向扩展,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外交决策过程也呈现出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首脑外交不仅在外交决策、而且在对外政策宣示和执行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外交决策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总体外交,在实践中突出协调和机制建设,公众参与愈益成为影响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此种种表明,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需要内外兼顾,更加规范化,从而达成更加稳定的决策结果。     

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是法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法国文化是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但不重视对外援助的经济利益。法国重视对特定地区的援助,并制定了"优先团结地区"政策。法国对外援助属于中央集权式管理,外交部、财政部和移民部是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法国开发署负责执行双边援助。对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的启示在于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并完善对外援助协调机制。     

“双轨制+”：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结构探索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对外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对外援助治理模式逐渐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垂直管理模式转变为纵横交错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经过实地调研并结合中国—FAO南南合作项目的案例,综合考察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中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具有"双轨制+"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实施单位及个人等主体遵循以科层制为中心的垂直权力机制;另一方面,一线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等主体形成横向扁平化的网络合作机制。这两方面共同形成纵横双向的双轨合作治理结构。同时,"+"为选择的第三方,即国际组织平台,架起了援助方、受援方合作的桥梁,实现了援助治理的资源优化与整合,提高了援助效率和有效性,并促进了中国通过对外援助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化进程。研究"双轨制+"结构将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宏观规划和管理能力,也为理解发展援助有效性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     

德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历史变迁

德国一向有重视文化"软实力"要素在外交领域运用的传统,其对外文化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完整阶段,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一整套理念、理论和原则。近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德国文化外交完成了从"文化外交单边主义政策"     

东盟50年: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成功典范

<正>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东盟一体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成功典范。在区域治理层面,坚持运用"东盟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互不干涉内政、舒适性、松散性和渐进性;在对外关系层面,坚持运用"平衡外交"原则,维护自身安全。这些实践经验成为东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尽管东盟面临诸多挑战,但其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依然充满光明。     

试论文化外事主体建设

<正>文化外事是由文化主体执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外事活动。其主体成分复杂,需要在分层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主体建设。一文化外事以文化为内容和载体。狭义的文化外事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政府机构是狭义     

美、俄、日、印之外交决策机制

对于主权国家而言,能否作出正确的外交决策往往攸关其外交行动的成败,而及时、果断、正确的外交决策有赖于通畅、有效、迅速的外交决策机制.美、俄、日、印等国均重视外交决策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