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当通过党建引领、经济激励和文化带动机制,使专业化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整体化分散治理:一种新框架——基于津、杭、深的公共代理机构比较分析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化治理"是当前治理理论研究的热点,"分散化治理"指出长久以来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嵌入、吸纳或渗透的严密等级组织形式,对当前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因此要求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但是,"整体性治理"认为,当前我们做的不仅是政社分开,创造更多的社会治理新主体,同时还应加强建设各类主体间的协调互动机制,增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联动性和调控力。但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行政色彩较浓,政社不分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强调"整体性",有抹杀社会自主性,为政府权力垄断开脱之嫌。一时间两种理论均面临着"理论"与"实际"难以接轨的现实困境。结合目前我国公共代理机构的改革,如何既体现独立自主的分散治理,同时又兼顾国家整体性发展思路,这就迫切需要将"分散化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整体化分散治理"理论构想,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向度——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分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关键。要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下中国不良的社会分层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失衡,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所在。应对这一难题,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五个层面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     

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     

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治理变革

随着风险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工业社会与福利国家基础上的公共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风险社会一方面消解了工业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公共治理的制度性空间。风险社会作为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其发展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性社会。随着风险社会中合作性社会因素的生成,传统的公共权力治理结构也需要实现向良善治理的转型。     

国家与社会覆盖面位移下的乡镇治理走向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覆盖面发生了位移,由传统的国家控制社会的状况转化到现在国家权力相对回缩和社会权利相对扩张的态势。乡镇政府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成为脱离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组织。因此公共权力在乡村有一个适当的边界,乡镇治理将由传统的控制型治理走向乡镇的有限自治。     

社会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北大核心CSSCI

社会企业展现了从"经济人"向"社会经济人"转换的社会责任以及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欧美社会企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财富资本与社会治理同步发展的过程。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负责帮助社会实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目标,这是社会治理的使命。本文基于营利性、生态性和社会性的三大原则的分设与制衡来探索企业的社会存在、企业的"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理念如何向社区渗透以及社会责任投资内含着的协同治理的路径。"社会企业"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发布”为例

继政务微博之后,政务微信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选取"上海发布"政务微信作为研究案例,从公共服务内容主题建构、多媒体元素融合的运用、信息发布节奏的设定及回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上海发布"的内容特征和治理结构;论述了政务微信在社会对话机制、社会信任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层面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作用。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学术前沿

<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许耀桐刘祺在《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大致经历了管制(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治理(治理现代化)三种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研究

2020年初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使社会治理的很多短板和不足暴露出来。而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这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内涵基本一致。通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含义和建设路径的研究分析,可以从意识强化、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及科技支撑等方面探索出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对策,最终把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缘起及其借鉴

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国家治理、塑造并引导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有:厘清政社关系定位及其功能边界,确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资本培育与整合,发展和丰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倡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公众参与,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作用;实施全程无缝隙有效监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和行为秩序。     

运用法治思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时间表"的确定,与邓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讲话提出的制度定型化目标完全相吻合,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总体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是运用法治思维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真正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依托法治的稳定性、严谨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构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各种制度的执行更加严格更加高效。     

社会治理创新:关于“第五个现代化”的深义与断想

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它昭示国家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社会治理创新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道德重建与健全完善社会基础制度、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公开透明与民主选举、简政放权与激发社会活力、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若干关系,通过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速前行。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关于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认识与思考

当前,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繁重,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应当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紧紧抓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核心任务,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整体推动各项公安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