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哈耶克“自由的法律”

将内部规则界定为作为自由社会中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的"自由的法律"并不是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最终结论,而只是其极为繁复的理论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这个结论的理解也只能建立在哈耶克宏观的理论框架之中。可以说,在这个框架下,"自由的法律"这一概念的得出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源头在于哈耶克对社会秩序的分类、对自由的界定及对自生自发秩序形成结构的理解。     

道家的管理智慧

道家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本体,一切都要遵"道"而行,管理活动也不能例外。1."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则。道家主张管理者应该顺应管理活动的规律,不要胡作非为。这种"无为",能够保证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因而在效果上可以达     

道家的“无为而治”及其可持续发展意义

道家主要从“道法自然”、“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名正法备”四方面阐述“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当代,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对于纠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思维,发挥自然运化过程、规律、自发秩序的作用;对于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自然本性,正确对待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落实各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等,都具有借鉴意义。     

先秦道家“绝巧弃利”思想探析

先秦道家在处理"道"与"利"的关系时,首先肯定了人的正当利益诉求,肯定了功利的正当性及人求生的合理性。但道家也看到了过分执着于利益的诉求,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对立面,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有鉴于此,老庄一方面号召世人减少对外在之欲的诉求,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过简单素朴的生活;另一方面还从修行方式上提出了知足、不争、无为的主张,希望世人能与大道靠拢,最终超越功利,实现"小国寡民"的治国之境、达到精神与肉体双重自由的圣人之境。     

论道家的治国方略--无为而治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源于老子。无为而治的中心价值是自然和自由。无为而治的基础在于以民为本,其中心内容是君主无为,而无为之治的基本方法在于后与柔,其最终目的是无不为,无不治。     

社会正义还是行为正义？——哈耶克正义观评析

作为社会正义的激烈反对者,哈耶克从概念和价值两个维度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批判,并系统阐释了其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行为正义理论。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哈耶克的上述批判与建构都还存在诸多困难。其中,对社会正义的概念批判不仅在假设上存在问题,而且还混淆了＂事态＂与＂对事态的回应＂;而对社会正义的价值批判除了理由不充分外,还不恰当地建构了社会正义与自由市场秩序之间的对立关系。哈耶克极力主张的行为正义并不足以通往他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且他对规则体系演进过程所做的阐释也存在内在的矛盾与问题。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始终作为哈耶克行为正义理论基本取向的自生自发秩序本身也经不起严格的历史性分析。     

试论道家哲学智慧与中国国民性格的养成

道家哲学以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大道无为、道法自然"的规律揭示,成为中国哲学较早的理论形态。几千年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纯粹素朴、柔弱不争"的人性主张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一道,构成了中国"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不为物累,逍遥天下"的国民性格乃至民族性格。其中,"自然无为"对人之自然性与"平等自由"之个体价值的判定,"纯粹素朴"对人之"质朴清净"本性的回归,"柔弱不争"对为人处世之道的成全与反转,成为道家涵养化成中国国民性格的重要价值构成。     

简政放权视域下哈耶克自由观的批判性研究

任何一个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一个道德秩序。我国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路向是以法治代替人治,其根源是矫正和规范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哈耶克的自由秩序伦理思想尤其是对自由的珍视以及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积极认知,对于解决当前伦理秩序构建中的困境有着积极的启示。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哈耶克思想的内在逻辑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通过"道"的范畴体现出来的.中国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由核心思想--"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自然观,以及由此自然观出发的"自然无为"的原则和"知止"、"知足"的具体要求组成基本框架.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遵循天地循环所造成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平等地对待生物,以此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都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它作为人类今日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资源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哈耶克法治思想背后的知识观探析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法治实践模式上的差异,是以不同的知识观为逻辑出发点的。支撑哈耶克的法治渐进论的哲学基础,乃是一种关于人类理性有限的知识观。哈耶克的知识观以强调人的无知为主要特征。知识的分立存在状态意味着知识是无限分散的、流变的,这决定了个人的"无知"常态。"默会知识"从知识的获取方式维度进一步证成了人的必然无知。人类的无知,不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的缘由所在。主体的自身限定性连同客体的纷繁复杂性,一并构成了"无知"的规定性。立基于这种无知观,哈耶克自然推导出注重社会自我秩序化的能力、国家立法应充分尊重社会内部秩序的法治思想。这有助于我们援以诊断建构理性主义法治模式之弊病。     

“中心”还是“空心”——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空心化”及其阐释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国家与社会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交界点。基于"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通过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当前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存在组织机构边缘化、文化服务人员简化执行、文化服务设施资源性约束以及文化服务项目僵化供给等"功能空心化"的表现。文章主张以复合治理来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求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回归之道。     

从“善秩”到“善治”:新时代“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自治、德治和法治追求的都是善秩,在治理成本、稳定性、治理效能方面各有优劣。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乡村治理巨大变迁、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亟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有待整体优化等现实问题,乡村秩序亟待重构。从“善秩”到“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元规则良性发展、多元载体融合共生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新路径。     

论古代“礼治”文化与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以山西省绛县、夏县、长子三地留存村规民约古碑为例

"礼治"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无治而治"与"为仁由己"的文化传统及其重要表现形式——古代村规民约,作为"礼治"文化系统的重要元素,对维护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家治理背景下,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村规民约中所蕴含的"礼治"文化内涵,在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彰显"民生"为本的公安治理理念,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安治理体系,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老子的和谐思想及其借鉴

老子和谐思想包含了爱民治国、安居乐业、公平正义、善待自然的重要内容,从中反映了老子坚守“道”的思想准则、施行无为而治之策、培育知足常乐的民众的社会治理理念。当今借鉴老子和谐思想,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和谐的政治关系乃至和谐的人际关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     

哈耶克规则进化命题中的几对矛盾

哈耶克的规则进化命题在秩序图景中存在"个人"与"社会"、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内在分裂或背反,在进化判准上存在功利主义与反功利主义之间的摇摆现象,在动力机制上存在内力论与外力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进化形式上存在成文与未成文之间的诸多"理性未虑"之问题,在进化结果的定义上存在"进化"与"退化"之间的语义学陷阱。"哈耶克的困惑"启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市场自发力量和国家组织力量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统一战线推动“中国之治”

近年来,与西方国家深陷发展泥潭而呈现出"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实现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趋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这其中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之治"也为统一战线开拓着新的语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服务"中国之治",势必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历史使命。     

“两行”与治道——读王船山《庄子解》

船山论治,颇有取于他心目中庄子的"两行"之道.他以为,通天下只是一气,所谓天,即是自然,而自然就是"无必然".治天下者须"师天";所谓师天,并非奉一先生之说,以为即此便是真理,普天之下须一体奉行,而是因万物之自然,不以一己之所谓理例诸人人.这就是"两行",亦即彼此皆可行,两不相碍.依船山之见,天地无主宰,故无统一的规律;然而万物虽别异,不能强求一律,每一物却各有其常态.天下虽不免时有骚动不靖,但只要治者不与之相激相荡,迟早会恢复常态.因此治道之最要,在于容纳人间世种种是非利害,不干扰人人所固有的德性与意欲.若执着于某种成法或定理,硬为天下安排设计,必致偾事.理由在于事物有其天然之则,非人有限的见闻知识所能穷尽.船山如此见解,与哈耶克所谓自发社会秩序以及欧克萧特对政治中"理性主义"的批评,颇有相通之处,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