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学理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服务化、社会化、分权化等基本取向,其实,这些内容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与体现。通过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基本取向与新公共行政理论逻辑关系的揭示,本文认定, 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新公共行政理论是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理基础相并列的行政学学理基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至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批判与攻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行政学学理基础与经济学、管理学学理基础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政府困境,进行了持续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将私营企业管理的一整套原理、技术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结晶。它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表明管理理论正在成为普适于公私领域的管理哲学。中国政府管理所面临的政府行为的非规范化、低法治化,以及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的不理想状况,将成为我们批判地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顾客”比较

文章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顾客"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顾客"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间的冲突,而多元公共行政观为我们化解这种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后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

后新公共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但并未真正超越新公共管理。在理论预设、理论主张以及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最关键之处在于理论预设方面存在不足。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尽管具体理论主张上有不同,但背后坚持的都是技术主义和管理主义,本质上都是一种以理性建构为中心、以结构主义为特点的思维模式及其话语体系,它的创新性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公共行政的问题;从行政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后新公共管理很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西方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

公共行政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学界对行政原则的质疑,西蒙用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开创了理性决策的科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证主义对公共行政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进行了批判;实证主义却综合新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等管理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推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新公共管理的范式争论亦成为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交锋之所在。     

公共管理学思想源流探析

公共管理学的思想源流汇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其历史沿革要追溯到公共行政学的由来;新公共管理有公共政策途径和企业管理途径两种概念演进途径;当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源自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     

社会建构——公共行政的新视角

公共行政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都开始进行公共行政的改革。理论界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善治”、公民社会等。这些理论里都暗含了一个实质，就是一种构建主义——公共行政的社会构建。公共行政的社会构建给公共行政开辟了新的天地，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浅析公务员职位聘任制产生的理论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掀起了以公共人事行政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行政改革的热潮,无论是在公共组织还是在公共服务方向,无论是在组织层面上还是在管理层面上都将受到新理论的冲击,伴随着市场竞争机制逐步被引入到公务员用人制度中,职位聘用、合同雇用等形式广泛地出现在公共部门以及政府机构中。本文就公务员职位聘任制形成的理论基础进行详细的阐述。     

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

行政学美国化对于行政学中国化来说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公共行政管 理"从实践层面可以解读为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从理论层面可解读为行政学或行政管理 学和公共管理学,从学科层面可解读为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与实践、理论 和学科层面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体系就由具体行政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 个维度构成。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公共利益及公益诉讼解读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根本性标志在于非排他性和使用与消费的共同性。公益诉讼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其本质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开放性是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     

论公法与公权利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应采用“公共权力”标准．公法是调整公权力与公权利之间关系的法．与公法、私法相对应的“公权”、“私权”在中文里容易让人误解,最好明确称为“公权利”与“私权利”．宪法规定的通常被视为私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时也属于公权利．颇有争议的“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并没有改变宪法的公法性质．宪法只为公法,也不会影响宪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     

公共危机中的警察公共关系

现代社会日益发达,各种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为有效处理危机,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发挥警察公共关系作用,以便在危机中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并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的预防、预警、预控和应急机制.     

宪政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的几种不同理论范式

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中,先后形成了宪政主义、管理主义、政策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范式.为了克服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性,有必要继续重视并阐发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理论.     

“以公谋公“——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方法

由政府管制行政观念向现代公共行政观念的演进,不仅有利于我们克服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而且也有利于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及其体现在社会管理中的体制机制因素,加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促使我们形成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整体的体制转变必然包含了深刻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公安文化与公安文化建设

现阶段我国公安文化的特征,既是一种现实反映,也是一种历史延续。具体地讲,较突出地体现在政治性、强制性、依赖性、创造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等方面。公安文化建设包括公安精神文化建设、公安制度文化建设和公安物质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政治文化为主导,以公安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切实加强公安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发展公安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强公安文化基础和阵地建设,积极发展公安文化事业是公安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