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早期道德理论的建构及其价值归宿

"道德"是麦金太尔早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他不仅谴责历史决定论忽视道德并造成道德在历史领域"失位",而且独到地批判了自由主义道德模式的缺陷。面对"道德荒原"现状,麦金太尔重提有关欲望和道德关系的古典主义观点,运用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论证了欲望和道德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基于革命政治的立场批判了抽象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然而由于缺少现实生产方式维度的分析,他忽略了欲望形成和道德评判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机制,其关于历史发展的内在路径和"革命的人性"的主张再次回到了浪漫主义的语境之中。     

试论网络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一场跨越时空的新的信息网络革命 ,将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 ,它将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工作和学习方式。在这场革命中 ,信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不同的社会主体拥有的资源优势可以说是信息资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网络正是以信息为“中介”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数字化的表现” ,众多社会关系实现了在网络上的“重新组合和再现”。整体而言 ,网络这种对现实社会的“集合功能”使得网络宛如独立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虚拟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分工”的概念…     

弗洛姆人性异化理论的理论囿域与当代价值

人性异化理论是弗洛姆的核心思想,其著作均以人性异化的剖析为着眼点,致力于深刻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根源,并为实现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社会寻找适合的方案。弗洛姆认为人性亦即人生存所固有的矛盾性,人性的异化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背离。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在国内理论界发展曲折,其理论囿域根源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及充满改良主义色彩的救赎方案。审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对当代中国一定程度呈现的劳动领域、消费领域、人际关系领域的异化现象所发出的警示与启迪是其彰显的当代价值。     

战“疫”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在全球抗疫中,各种社会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姿态粉墨登场。其中,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值得关注。全球抗疫充分体现了人类应有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全世界对人道主义精神中所包含的人性、自由、博爱的呼唤和向往。但同时,疫情的阴影也让抽象的人道主义甚嚣尘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给全球抗疫注入了消极因素。对此,中国人民应与全世界人民一道,尊重人的生命及尊严,践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马克思世界观的五个阶段和四次转变

马克思的世界观,先后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自我意识哲学、从自我意识哲学到现实人道主义、从现实人道主义到"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从"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到唯物史观等四次转变,形成了理想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现实人道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五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有着显性的人道主义和隐性的唯物主义双重逻辑,显性的人道主义先后经历了"政治的"人道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和"历史的"人道主义三次阐发,隐性的唯物主义也相应经历了"政治的"唯物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三次阐发。     

新理性:新启蒙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学术思想界曾掀起过新启蒙和人文精神讨论，时至今日，又涌现了新理性研究，它们在我国思想史上都留下了一抹印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缺陷80年代初，因否定“文革”的现实政治使命的迫切要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仓促之间拾起了西方17、18世纪的古典人道主义武器，批判历史强加于中国人的非人道的罪恶，试图树立起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然而，仅仅5、6年之后，这场运动便淡化了。由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迅速意识到古典人道主义理性至上以及神化人本身等一系列缺点，总结出“摧毁一个迷信的异己的神却重塑一个理性的内在…     

论《双城记》中的仁爱思想

狄更斯的《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腐朽社会的阶级矛盾及社会昏暗。作品中表现出"勿以暴抗暴"、仁爱救世的人道主义思想。《双城记》结构缜密,语言严谨、精确,具体展示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陈映真创作文本思想内蕴解读

陈映真的创作审美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繁复现实予以深度关注。小说文本构建了一个缤纷多彩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丰富厚实的思想内蕴：既诗意地开掘人道主义思想，又理性地叙写困顿郁闷的心灵；既对跨国资本语境下的人性进行不懈的探寻，又对苦难政治历史予以审美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权”

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近几年,有些同志在抽象地谈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时候,也谈论所谓“人权”问题,认为     

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现实意蕴

人道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所谓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基础,其落脚点是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自由个性,"现实的运动"是实现彻底人道主义的必经路径。     

法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研究

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法国表现了既支持又反对两种矛盾的态度。富含自由民主思想的社会文化,使法国有较多的人士倾向于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在华现实利益的驱动使法国政府采取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立场。法国的支持态度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作用。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及其启示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人性的社会。他们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和发展人的个性,认为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和自觉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论公共行政社会化——从政治社会化到公共行政社会化

一、公共行政社会化：一个被忽视的领域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又是借助于对政治文化的维持、改变或创造来实现的。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它们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统一的整体，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目前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实践结果评价，政治社会化的成效是显著的。自上世纪70年代政治社会化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学的热门领域后，“政治社会化”已日益成为各国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问题探讨

在国际法上,人道主义干涉确有其存在意义。但在现实中,它往往与强权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困境,根源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制度缺失。人道主义干涉兼具法理依据与现实意义,但其在实践中又面临着被强权国家工具化和无害性难以保证等现实困境。要在避免被滥用的基础上使人道主义干涉切实发挥其积极作用就需要从实施条件、实施程序与实施手段三个方面对人道主义干涉加以规制。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制度与人道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制度与人道主义思想告诉我们,社会治理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治理制度与人道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是社会治理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公正又是人道主义彻底实现的保障。     

论本雅明的经验观

经验是贯穿本雅明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本雅明的理论中,经验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建立在客观对象或自然对象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应转换上,具有情感的交流性特征。在技术复制时代,技术改变了人感知世界的方式,经验开始出现贫乏,经验的复原有赖于灵韵的再现。本雅明对经验贫乏的担忧和重建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艺术政治的革命要求,即技术复制如何应用其革命潜能,实现政治救赎与社会进步。     

法律理想与道德底线

法律性与人性会有一定冲突,冲突源于道德与法律互动的历史进程。法和德之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现实社会中它们也有不同的功能领域,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分清法律与道德的功能范畴,厘定其关系,实现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良性循环,也就廓清了法治理想主义的迷雾,把握了法治国的理想与现实。     

“革命”的蕴律:跨国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评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本文旨在通过跨国女性主义理论视点,进一步揭示和挖掘颜海平书稿中有关“中国革命”和“女性写作”论述在世界历史、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将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她们的文学想象置放于资本殖民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背景下,置放于现代生物种性观念通过战争和经济殖民在中国政治、商业、知识和社会各领域构建强者/弱者二元差异并将其自然化、实体化的现实里,颜海平的专著突破了现存关于中国女作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模式和成果,不仅展示了中国“革命”女性及其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生生不息的抵御、变革和创建的伦理底蕴,而且也揭示了整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另类的历史政治源泉、异质的文化想象及其特定的“革命”潜力。     

评析阿甘本的潜能政治:乐观主义与实践困境——从阿甘本解读《抄写员巴特比》入手

阿甘本试图构建一个缝合“生命”与“形式”的潜能本体论以扭转“死亡政治”。他以文学人物“巴特比”为潜能生命的典范,从巴特比的“我宁愿不”“不作为”中挖掘出主体内在性的抵抗力量,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和生命的救赎落脚于一个新型结构化的潜能生命,发展了一种肯定性的、乐观主义的政治哲学。“巴特比式的政治”作为一个范式,也是当代左翼思想家构建新革命主体的路径,他们试图将文学寓言的真理性表达运用至当代政治的解放中,开启一场激进“主体”的政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思路终究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最终无法化作现实的行动,这构成了阿甘本及新左翼理论的实践性困境。     

列宁文化观的系统性和主体性窥视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前途的伟大作用,既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又在实践上通过艰巨的工作使其演化为活生生的文化建设现实。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列宁关于文化观的基本思维,以期加以科学的借鉴。列宁指出,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当我们在专门探讨文化观时,把它和整个社会领域的政治观、经济观分离开来自然必要,但社会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