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是法理学由来已久,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求不仅具有应然与实然的理论意义,更是关乎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重大实践问题。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又以一些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既相互渗透又彼此保持距离;既有契合之处,又有冲突之时,寻找二者契合点,解决二者冲突是本文试图予以阐述的问题。     

法制与德治融合的合理性阐释

法治与德治虽然特性各异,甚至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是两者并不对立,而且可以走近,达到相互融合。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既是法治与德治功能互补的需要,也是人性的两重性的要求。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内容的相容性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可能的。法律源于道德,并以道德为终极归宿,又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讲话(摘要)

正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法治与德治融合的合理性阐释

法治与德治虽然特性各异,甚至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是两者并不时立,而且可以走近,达到相互融合.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既是法治与德治功能互补的需要,也是人性的两重性的要求.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内容的相容性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可能的.法律源于道德,并以道德为终极归宿,又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德法共治的理论可能、现实必然与实践路径

德法共治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维度。德治和法治具有可互补的差异性和可共存的一致性,使德法共治具有了理论层面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规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双重内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重来源等因素使德法共治具有了现实层面的必然性。道德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互通、道德功能与法律功能的互补、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互化等共同构成了德法共治的实践路径。     

浅谈道德法律化问题

道德法律化是法律获得持久精神动力支持、实现法治的基本要件之一。欧美法治国家普遍将国家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道德范畴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应该肯定这种道德法律化对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到的积极作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兼治的治国方略之后，已将道德放到与法律同样的高度，期待通过对道德的强化来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这是我国道德法律化的重要体现。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或者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公民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只有法律得到普遍遵守，道德法律化才有实…     

法治社会视野下的道德作用

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法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秩序架构和原理,法律与道德问题,在中国就转化为＂法治＂和＂德治＂的命题。在当今法治社会中,道德是否仍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文拟从法史学角度,以中西方历史考察为基础,谈谈法治社会视野下道德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几个深层次矛盾及消解

中国法治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出现了四个深层次矛盾，即本土化与西化之争，立法与执法的矛盾，法制度与法观念的冲突，执法人素质的欠缺。要消解这些矛盾，中国法学需注重从“书本上”的法律向“现实中”的法律转化研究。     

在传统文化法治思想的矛盾中寻求“法治”价值观教育的现代启示

在中国漫长的法治进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智慧。虽有诸如"唯法为治"与"重德轻法"、"平等遵法"与"君权神授"等思想冲突,却可在矛盾法治思想的取舍中寻求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化,进而探索出道德意识和法治知识内外兼修等现代启示。通过"法治"价值观的教育树立民众的法治信仰,会成为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和法治中国的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平衡法研究的理论视阈

平衡法研究既有深厚的法治实践背景,也有部门法研究为支撑。随着全面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平衡法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不断丰富,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不断拓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有利于文化建设。当前,平衡法研究不但要具备全球化、规范化和方法论的理论视野,还要处理好"法律一元"与"法律多元"、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法律本土主义与法律现代化等方面提出的理论命题,回应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环境法“生态人”人性预设之否定——基于西方法律人性预设演进的视角

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注意区分法律的人性预设与伦理道德的人性要求，二是必须基于对现实客观的人性标准的认识。作为法律的环境法的人性预设既应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和“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又必须准确把握现实人的人性标准。以这样的基本要求为工具审视环境法理论界的“生态人”理论，就能看出学者们共同采用了“应然模式”，没有注意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与“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且普遍存在不忠实于现实人性，不符合环境法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所以，现阶段不宜直接将“生态人”作为环境法的人性预设。     

经济法作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以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互动关系为研究进路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 的重要手段,它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和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过程中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经济法和经济学 的研究领域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 法律经济学就是运用经济学相关知识 来探讨经济法的问题,是近年来理论 和实践中新兴的研究方法。它可以将 经济和法律有机结合起来,以经济法 和市场经济的互动关系为研究进路、 探讨经济法的作用,使经济法更加深 入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本文旨在运用 法律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法存在的必 要性及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针对我国经济法的改革新 思路。     

神判法的前世今生——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既是一本法律史书,亦是一本社会史书。它清晰而明确地论证了法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法不只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和信仰等价值观念,也调整和维护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法律与社会》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的主题为＂神判＂。瞿同祖先生引经据典,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以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神判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的神判与法律功能的密切联系。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我国广大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存在,这已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民间法与国家法既存在矛盾冲突,但又具有可以消解和转化的条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二者的互动与相容关系,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建构现代农村的法治秩序.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与完善道德立法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完善道德立法,完善道德立法最主要的是要完善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中的道德立法;完善职业道德立法;完善社会公德立法。完善道德立法,并不是混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更不是用法律代替道德,只是在社会转型期,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去调整道德无法调整的范围,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法律：由疏离到信仰——对公民形成法律信仰所需条件的思考

历史上法律信仰传统的缺位加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实施中的缺陷,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匮乏.法律信仰的形成条件应是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良法和良治的结合体,应以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为的法治化促生良法和良治,从而达至主体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     

清代搜查制度初探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上,尽管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制文明的进步,传统法上的搜查制度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清代法制是中国封建法制的高峰,相应的,清代法律中的搜查制度也比较完善。它对搜查的主体、搜查的对象、搜查的执行方式、搜查主体的责任等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体现出有效保障原则、遵循令状原则、合理根据原则、针对性的搜查原则以及鲜明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法律思想与人本主义的法律思想。     

论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在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应当把法律文化的建设放在与制度变革同等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了中国法律文化缺乏法治因素的原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依法治国进程的负面影响 ;并对如何建设顺应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法律文化进行了探讨     

论实证法的道德困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法学始终的一个经典问题。关于这二者关系的说法可谓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德国法学家耶林亦曾经将之比喻为法学中的好望角，一凉涛骇浪，难以驾驭”。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庞德院长阐述了他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看法，无疑是一次跨越比利牛斯山般的尝试。如何处理合法的道德恶行？又如何处理从实在法看是非法的、但在道德上却是可以证成的行为？对此．哲学界和法学界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故此，很有必要在剖析实证法的道德困境之基础上，探讨道德理念对实证法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