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移植的法律与中国传统冲突之思考

晚清以来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不假思索地引进西方法律概念,导致了中国现代法律没有根基的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移植过来的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种种冲突,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自主性和忽略了本土化。面对法律移植,我们应该以自主的姿态对其进行本土化,并给予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和发展,变成中国自己的法律。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新时期中国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反思

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步展开了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和原则的活动。但是,法律移植本身并不是目的,使移植进来的法律制度本土化、为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法律移植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制内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整个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的综合性问题。要使我国的司法制度更加完善,充分发挥其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就必须在移植发达国家先进的司法制度的同时,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家天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是法学界非常重视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当前法制建设和法律现代化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对待本土化和西方化,如何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家天下"法律文化入手,分析其对现代中国移植的法律作用,建议吸收"家天下"传统法律文化中精华,促进观念性法文化的发展,最终促进制度性法律文化有效发挥其作用。     

继受与变通: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考察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是典型的双向法律文化流动,蕴含着法律文化交流中从特殊到一般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和现象是,法律文化的交流不是一般植物学和医学意义上的移植,而是一种相互的吸纳,是继受与变通的给合。这启发我们:人类的法律文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交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制将依然是继受与变通的展开。     

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探析

本文从对法律是否能够移植的争论入手,着重分析了法律移植与本土化及立法成本的关系,指出法律移植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文章最后希望我国加大法律移植力度,以便早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中国近代移植外国法实践为中心的思考

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关于法律移植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研究法律移植制度,将有助于提高法律移植的质量和效益。依照信息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以及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和博弈理论,法律是一种文化资源,而法律移植活动是通过法律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供给与需求的最佳组合,以及效益最大化等原则实现法律文化自身价值的增值和高效益的。重复博弈的最终目的是法律移植的本土化,这是法律移植成功的标志。     

知识产权法律构造与移植的文化解释

近代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律,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作为其人文基础和精神主张。传统文化影响的历史惰性、社会认同法律移植的现实障碍等,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有必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即以新的法律理念模式和行为模式作为知识产权法律现代化的文化基础。     

法律殖民与法文化品格的塑造——以澳门刑法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澳门的刑法文化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极具典型性。就发展的历史时期特点而言,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混合管辖权时期(从"单一性"走向"双向性"),殖民时期(法律殖民),非殖民化运动期(去殖民化),非殖民化过渡期(本地化),高度自治期(澳人治澳)。融合中西法律传统的澳门刑法体现出人文关怀、谦抑性、轻刑化等法文化品格。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品格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法律殖民下的澳门刑法如何完成了本土化,并在这个历程中塑造独具一格的法文化品格。这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乃至中国法的品格塑造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胡适先生“接受现代化”引发

中国走向法制现代化的路径有两个:一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创新,即法的本土化;二是对西方现行法律的接受、学习,即法律移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是移植和创造,而不是继承和弘扬,但法律移植不是完全的西化也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全球化语境中的法律本土化及其中国应对

全球化之形成得益于人性、技术、制度与政治环境等基础,当代法律发展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语境.法律移植是后发国家学习先进法律的必经之路,而法律本土化考量的是移植来的法律如何与本土社会相结合.面对法律本土化问题,中国的立法者需要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和所移植法律在母国的产生和实施状况,并遵照法律的内在规律,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实现创造性转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自觉地将其他国家法的理念、体系、原则等植入到自身法律体系中,并经过适当的本土化而予以贯彻实施的一种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法律移植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的普适性。本文指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和法律移植能够降低立法成本,进行法律移植是我国尽快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当然选择。     

也谈法治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法律制度,还是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法律本土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秩序,中国有自己的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应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潜在的法律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但是,大多数法学家主张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     

法律移植社会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对法律移植效果的文化分析

法律移植是不同的文化之间及传统观念与现实之见相互碰撞融合过程，它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吸收借鉴发达国家或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技术以实现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移植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实、制度与意识等全方位的关系，而它的关键则是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认同。     

中国法律移植和本土化

自清末至今,我国的法制近现代化已历经百年之久。但在我国进行的法制近现代化过程中的历次法律移植都未能解决法律移植之后的本土化问题。本文在回顾我国法律移植的百年历程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     

国际法国内化的影响及应对

法律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而国际法的国内化正是法律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本文由国际法国内化的概念入手,着重进行了其利弊方面的分析,并与法律移植、法律本土化等问题相联系,提出一定的应对策略。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

中国法制现代化选择的路径之一即法律移植。法律能否被移植素来有许多争议,但本文对法律移植持肯定态度。因而对法律移植的合理性问题,法律移植过程中的供体与受体的审查考量及法律移植的方式,法律移植过程中伴随的本土化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立足本国国情借助外来先进的法使之与本国法相整合,有利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