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国家立法的几个问题

关于我国国家立法的几个问题刘和海，高兴文“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或“法治国”，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治国方略。这就决定了作为“法治国”的前提条件的国家的立法活动，在一国的全部国家活动中具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国家立法，则是国家的立法活动中居于首要地位...     

“二重性”与“三不变”

在公证制度高度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国家公务员；另一方面又是自由职业者。这种“公”“私”兼具的“二重性”，肇端于拿破仑１８０３年颁布的“风月法令”。１８４５年法国政府颁布《公证机关条例》进一步规定，“公证人是从事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公务员，不领国家薪金，实行个人或合伙开业”。之后，大陆法系的传统国家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等以及大陆法的移植国日本、韩国、中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立法中确立了公证人的“二重性”身份。到今天，公证人身份实行“二重性…     

论《香港国安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其“刑罚”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是对香港乱局和国家安全政治风险的成功法治路径化解，是对“一国两制”内涵的丰富与深化。《香港国安法》的立法无论是在条文行文方式，还是刑罚种类、刑罚幅度的配置均体现了对香港本地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充分关照。其中规定的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实行行为的明晰化、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预备、煽动行为的实行行为化等既具有坚实的刑事法理基础，又是对香港国家安全现实的精准对接。     

“二重性”与“三不变”

在公证制度高度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国家公务员；另一方面又是自由职业者。这种“公”“私”兼具的“二重性”，肇端于拿破仓1803年颁布的“风月法令”。1845年法国政府颁布《公证机关条例》进一步规定，“公证人是从事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公务员，不领国家薪金．实行个人或合伙开业”。之后，     

我国物权立法的几个问题

一、物权立法的价值取向能否制定一部适应现代经济生活需要的、科学的物权法，首先取决于物权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我国的立法史，特别是民事立法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立法应体现出以下价值取向。（一）平等对待各类所有权，取消按主体身份划分所有权种类的作法在我国的所有权理论中，学者们根据所有权人身份的不同而将其划分为三类，即：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并对国家所有权实行特殊的法律保护。”（民法通则）对国家所有权的特殊法律保护，虽然因实行“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     

法律战视角下的《反分裂国家法》

法律战是现代法治条件下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开展军事斗争活动的一项重要手段，《反分裂国家法》是反“台独”的重要法律武器。《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明确的宪法依据和严格的立法程序，它对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钳制外部干涉势力、赢得各界广泛支持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以法制“法”、以法遏“独”、以法促“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民立法”集大智

古人说，“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立法中的大智当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2010年，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已经融入立法规程，公民参与立法和立法机关检视立法成为熔炼立法质量的“两极”。国家权力机关提供最具民意特质的“公共产品”，当属法律法规。从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常态化，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制度建设视野下的伊藤博文民法立法观

作为明治国家制度建设的指导者，伊藤博文在宪政、行政、私法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私法学领域从继受法研究角度出发，以“泰西主义”与本国国情的二元论所构成的解释框架，并不适用于对伊藤博文民法立法观的解读。只有放置在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中才可以真正理解伊藤博文的民法立法观。伊藤博文的民法立法观实际上是建基于行政权优位于立法权的“行政国家”制度构想之上。以此为出发点，他对民法立法问题的思考，始终围绕着行政命令与法律、行政权与立法权之关系而展开。为了确保政府行使行政权之独立性，伊藤博文认为，民法虽然需要在保障私权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但是一旦有关私权的规定涉及行政权的行使问题，则不属于民法的立法范畴。这也是伊藤博文在民法立法实践中转变态度，从支持旧民法到转而反对旧民法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数字安全视角下国家秘密的刑法保护

随着信息数据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安全问题凸显，给国家保密工作带来更大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对于国家秘密应从定密主体、程序等形式要件和国家安全、利益属性的实质要件两方面进行把握。国家秘密安全作为一种法益不是单一的，还包括与国家秘密相关的个人信息权益和数据网络公共安全，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国家秘密刑法保护应当坚持体系性思维，实行分级分类保护，促进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信息资源利用的平衡。刑法中以国家秘密安全为主要犯罪客体的罪名可归类为侵犯国家秘密犯罪。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第398条规定的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可区分渎职型和非渎职型。该罪名的罪刑设置未能体现故意与过失的区别，应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将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法定刑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法定刑中剥离出来，规定独立的法定刑。该条第2款规定的“酌情处罚”不等于从轻处罚，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也应包括从重处罚。除了直接侵犯国家秘密安全的罪名之外，关涉国家秘密、网络安全、个人信息数据的罪名均可视为侵犯国家秘密犯罪。不同罪名的法益性质和保护重心不同，相互之间存在重合交织。司法机关需要以相关立法为参照系，根据信息数据类型的不同...     

人大立法听证制度史话

“听证”一词，是与“民主”相伴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为了收集或获得可靠的立法资料和信息，就立法的必要性和法规案内容的可行性等问题举行听证会，邀请和接受与法规案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公民、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其他与法规案有利害关系者到会陈述意见．为立法审议提供依据的一种制度。     

关于制订中国反垄断法的几点思考

反垄断法指的是国家调整企业垄断活动或其它限制竞争行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总称，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其立法的实质在于维护公平竞争机制，防止力量的过度集中，与此同时作为参加市场竞争的一般企业和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是现代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章”、“现代企业的制度基石”，并居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地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垄断法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反垄断立法面临着各种问题，本文拟就其中一些基本问题作一些探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家立法问题的几点思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家立法问题的几点思考郑传林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亟待由国家立法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同部分与会代表座谈时指出：“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是我国人民的一大创造。”中...     

“政治献金”影响代表履职的公共性

人大代表是一个公权力职务，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执行代表职务就是“办国家的事儿”。所以，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一切开销就应当由国家财政拿钱。“社会赞助”必然影响到人大代表超脱地审视、表达和提升民意。从而动摇人大代表行使职权人民性这一根本保证属性。代表制度立法体现了控制人大代表与利益关联方私自政治交易的制度安排，北京市在立法中重申并进一步明确代表法的立法精神，很有现实针对性。     

《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下）——论洗钱罪的修改与适用

一、我国洗钱罪的立法背景 1979年在制定刑法时，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金融活动实行严格的监管，未发现洗钱活动，因此,1979年刑法未规定洗钱罪。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金融领域的逐渐开放，我国开始出现了洗钱活动，而且发展、蔓延速度非常快，不仅洗钱案件增多，而且洗钱犯罪活动的范围、手段也在不断变化。据相关报道．我困“围内每年仅透过地下钱庄外流出境的黑钱即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整个数字大体相当于2001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225亿美元）”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刑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后盾法”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崇尚竞争,但市场竞争不能是无序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国家一定要通过立法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也必然会使用刑法保障对市场管理的有效性。     

《聚焦授权立法》系列之三授权立法的未来命运

授权立法应该继续存在，还是予以终结？这是持续多年的一个争议话题。早在十多年前制定立法法的过程中，围绕“授权立法”的命运，就曾发生过激烈的存废之争。“取消派”认为，授权立法是法制空白时期的特殊产物，是经济改革摸索阶段的特殊需要，随着国家法制的逐步完善，授权立法已无实质意义，理应取消，以彻底杜绝可能引发的各种负效应。“保留派”则认为，经济改革是一个漫长曲折、不断深化的过程，应当保留授权立法，继续发挥其应急、先试、实验等功能。尽管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最终肯定了授权立法制度，但争议并未平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平似乎也越来越多地向“取消”一侧倾斜，     

渎职罪主体研究

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范围，一直是刑法修订后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就此专门通过立法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扩大至“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该立法解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建议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国家公务人员”。     

辩护权与刑事诉讼价值

一、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追求在我国占主流的哲学理论中，“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客体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价值“在哲学原理中则表示已经纳入人类认识和实践范围的客体的各种能够主体需要的功能或属性”，由此进一步推导，刑事诉讼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实施能够满足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特定需要而对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所具有的效用和意义”。由于“在主体本身多种利益的需求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活动也必然是是多样的、多维的”。于是，这些学者将公正、效率、自由、和平、…     

侦查程序改革要论

撇开制度差异。“侦查”系指法律授权（或许可）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所进行的调查活动。本文对现行侦查制度提出以下改革设想：第一，侦查权的配置。检察机关行使国家公诉权，统一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分别负责对所管辖的刑事案件实行侦查：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在侦查活动中采取强制侦查行为．须经人民检察院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