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角下在华境外NGO监督管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境外NGO进入我国开展活动。不少境外NGO在我国扶贫、赈灾、环保、教育等诸多公益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忽视部分在华境外NGO通过文化渗透、支持民族分裂势力、窃取机密信息等方式,对我国非传统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目前,对在华境外NGO的相关法律不完善及监管不力,不能抑制其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为此我国政府与本土NGO应多举措并举共同应对这一威胁。     

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路径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处于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至高层次和根本地位。境外非政府组织作为在境外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社会组织,选择在开放的中国开展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活动动机不纯,企图传播西方政治理念,开展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活动。新时期,防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律法规,把好"合法性准入"关,做好资金管控工作,健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构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完整信息数据库和大数据预测预警分析平台,最终实现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化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NGO的行政法治逻辑与创新

NGO等新社会组织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它们在补充和协调政府职能、为社会提供多层次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推进政府改革、促进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当前社会改革的重要目标.行政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对于如何通过行政法治理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是行政法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NGO可以推动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得政府的审批许可职能逐渐被登记服务所取代;NGO推动了行政理念的更新,原有的管理控制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扶助培育NGO等新社会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政府所愿意接受的选择;NGO同样推动了社会管理中行政主体地位的转换,这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合作伙伴关系.     

清朝不同治藏政策下的西藏官员服饰刍议

清政府主要依托西藏当地上层统治集团来实现对该地区的管理，作为清朝官僚系统一分子的西藏官员，其服饰必然受到中央政府官员服饰规制的影响而显示出一些有别于地方的特点。同时，清政府根据时局变化随时调整治藏方针，且各种势力和文化交汇于此，最早接触这些变化的西藏地区官员，其服饰必然相应改变。本文将以1653年到1911年间西藏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纵线，对与时俱变的西藏官员服饰进行梳理。     

关于GONGO“灰色兼职”现象的一种社会学思考——以Y省电力行业协会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NGO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成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伴随着NGO在我国的发展.NGO内出现了“灰色兼职”现象,而且这一现象的存在和运行有着其自身和外在的逻辑和机制。“灰色兼职”在NGO组织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场域滞后效应,同时对NGO以后的健康发展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将会日益严重。     

文化思维与方式：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文化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大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有效。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目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重要补充；中国梦是崇高目标。在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以文化思维思考、观察、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要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评判国家治理的绩效标准为：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国家安全视角下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目前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主权安全、基层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加强政府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必须建立健全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有关法律法规;适当降低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准入门槛,明确监管主体;建立严格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财务监督机制。     

非独立的NGO何以自主?——以L县C组织为例

NGO自主性研究,对理解NGO与政府关系、乃至社会与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评估社会力量发展状况和引导NGO与政府关系往良性互动方向发展,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既有的NGO自主性研究,忽视了NGO独立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以"非独立的NGO何以自主?"为问题意识,在观察C组织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使"非独立"和"自主"得以共存的客观机制,发现非独立于县团委的C组织通过合作结构化的机制,使其因县团委稳定的合作需要而获得较为持续的自主性发挥。这一机制表明,降低对政府的结构性依赖仍是NGO获取自主性的关键。当然,在削弱结构性依赖后仍无法独立时,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来提升自身的相对地位以改变彼此关系,或许是绕开结构性困境的可行路径。     

媒体广场

<正>《瞭望》2010年第37期中国NGO渐进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官方称谓是"社会组织";在境外简称NGO(通常译为"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中国最精彩的一次集体亮相,是2008年汶川地震。它们踊跃奔     

多元治理模式与NGO角色复位

NGO通常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志愿性的社会组织。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并在80年代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我国NGO的发展却仍然处于启蒙阶段,而且面临诸多至少是暂时难于摆脱的困境,当然也因此而蕴藏着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机遇。进入新千年后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频爆发的危机,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越来越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要实现现代社会良性的多元治理,就必须形成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治理模式,而构建这一模式的关键即在于NGO能否成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     

论全球环境治理维度下环境NGO的生存之道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指在已有国际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在全球层次上通过改革重建的一套更有效的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机制及制度,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旨在解决跨国性的环境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NGO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传统以国家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缺陷,并为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环境NGO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着缺乏合法性资金来源、难以适应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本身治理结构存有缺陷等现实难题。为此,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进一步壮大与发展,环境NGO应在恪守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处理好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并适时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政治作用——兼析美国非政府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NGO在美国社会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中,一些美国的NGO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益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有一些NGO不仅是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吹鼓手和推销者,而且是美国政府政治外交政策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在中美关系中,这些NGO甚至对中国的内政事务进行干预,产生政治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美国NGO所具有的工具性和两面性作用。     

农民工NGO:现实意义和发展策略

农民工NGO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从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NGO的发展还存在资金短缺、组织威信缺失及相关法规与组织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政府应积极强化对农民工NGO的引导和扶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加强和扩大对外宣传和交流合作,使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两络犯罪及其防治工作研究

网络的兴起与发展，是人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之一，它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领人类文明进入了另一个高峰。网络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犯罪滋生的土壤。近年来，网络犯罪活动频频发生，犯罪形式日趋多样，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身及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网络犯罪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社会调控与文化关系之界定

文化在社会中产生,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使社会产生新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没有文化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因此,从社会控制的形式来看,包括社会的政治控制、社会的思想控制、社会的舆论控制和社会的经济控制等,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文化现象的反映和表现。可以说社会治理或社会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文化治理和调控。     

我国NGO联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研究

NGO联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参与全球治理、协助政府与企业工作以及促进自身发展的需要。探讨NGO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困境与具体政策建议,对中国非政府组织以联盟形式走出国门参与全球事务治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NGO联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合法性困境、资源困境、自身发展困境和监管困境,促进中国NGO联盟发展的战略,包括以需求为导向的分类优先发展战略、以能力提升为导向的优化互补战略和以提高满意度为导向的本土化战略。     

新加坡基督教京华青年会的发展及本土化探析

宗教的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社会的变迁,海外华人宗教本土化问题是学术界所探讨的焦点之一。新加坡基督教华人/京华青年会在七十年(1946-2016)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适应新加坡社会的变化,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华人/京华青年会在基督教本土化行程中,展示出多元与双向的两大面相。多元性表现为在保留其传统中华文化的同时,主动汲取当地民族的优秀文化。双向性则既体现在其为能融入在地社会,在服务方式、组织管理、文化活动等方面主动调适,又表现为其在受社会及时代因素影响中能借助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及事业,与当地社会开展有效之互动,并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境外文化产品的进入与当代中国文化安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对境外文化产品进入的管理,确保本国文化安全,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都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综合功能,使这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棘手.本文主要从对境外文化产品的进入应保持必要的警觉;境外文化产品对当前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正确认识境外文化产品的作用、建立健全必要的管理体制、加强与促进健康良好的文化交流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在华境外NGO财政监管改进研究

财政监管是规范在华境外NGO活动的重要手段。针对境外NGO的高层次立法正在稳步推进,但在财政监管方面,还有很多补充和改进的空间。基于目前财政监管在华境外NGO方面的具体问题,提出落实财政监管主体责任追究机制,建立会计核算人员与审计组织数据库,通过财政信用评级进行分级管理,针对信息不对称进行限额监管等建议;并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在华境外NGO——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提出目前这一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的问题,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从增加项目财务会计报告、单列管理费用表,以及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     

NGO文化建构初探

我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态势呼唤 NGO文化的形成。NGO文化正如企业文化一样,是立足社会的精神标识、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品牌建设的形象展现。但是,目前我国 NGO文化建设面临着观念迟滞、政事难分、资源短缺和人才匮乏等问题,从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我国NGO文化构建应当确立的基本思路是加快制度建设,创立良好的制度环境;立足行业特点,凸显行业精神,形成独具特色的行业形象文化;建立现代事业制度,稳定文化底蕴,弘扬NGO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