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域与韩国儒学研究的新拓展——读《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甚至兴起了一股“韩流”，这与中韩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文化认同不无关联。但是，我们要了解当下韩国社会，就必须深入探究韩国的深层文化——儒学。就学术研究而言，从东亚视域来考察和探讨中国儒学或韩国儒学，是当今学界众多学者颇为关注的热点领域和重要问题。     

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研究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着眼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现状,揭示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探索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现实路径,提出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     

韩国儒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韩国儒学史》

众所周知,中国与韩国是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在历史上儒学作为这一地区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说,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韩国儒学作为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韩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近年来学者对此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颇有意义的探讨,如在退溪学、南冥学、栗谷学、阳明学、礼学、实学、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东亚文化共同体视角下的中日韩人文学术交流

东亚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基础是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筑。尽管东亚地区经济关系日趋高度紧密,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关系却未能与经济发展得到同步发展,"共同体文化共识"严重滞后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已经明显成为阻碍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因素。"文化共识"的形成是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而人文交流将是重要的途径和条件。东亚共同体文化共识的构筑只有相互尊重、加强交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所谓"优秀文化基因的重组"进程,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并最终实现所谓"东亚共同体文化",推动东亚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在东亚地区似乎更令人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得以重新复兴的中华文化以及"韩流"文化的兴起等,都明确预示着东亚文化共同体将对整个东亚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文化认同与东亚区域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东亚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东亚区域合作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困境，而东亚共同体建设应从经济贸易的东亚一文化东亚一安全与政治的东亚一社会和法律的东亚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因此，文化认同成为了除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之外理解和研究东亚区域合作的另一个视角。如何在文...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东亚合作与中韩关系

探究东亚合作首先要区分东亚、东亚合作以及东亚与东亚合作所确指的行为体三个基本概念。东亚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合作进程,在安全合作领域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前景大致包括两种,一是既有框架下的东亚合作,二是继续泛化为亚洲合作。在东亚合作的视域下,中韩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有助于东亚经济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进程的推进。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

维护东亚区域内持续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既是21世纪国际.安全研究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安全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未来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如何发挥中国学者在东亚安全领域内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单纯借用已有的以"欧洲经验"或者"北美经验"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以这些已有的理论为分析工具和参照物的同时,建立新的"研究计划",利用东亚安全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特点",测试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唯如此,才能真正在东亚安全研究中创新,才能有效地发展出既能够更好地指导现实政策、又能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理论.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东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传播过程中的双向互动性

东亚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既具有相对的同质性或整体性,又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播又具有双向互动的突出特点。中国文化对日、朝(韩)以及越等东南亚一些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而各具特色的日、朝(韩)以及越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也不可轻视。当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树立全球意识和开放观念,继承发展东亚传统的优秀文化,学习、吸收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大力增强东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将为21世纪东亚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近20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日益密切。就贸易依存度而言,东亚已接近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堪称超越政治制度差异而组成的自然经济区域的典范。东亚区域大部分与东亚汉文化圈重叠,各国有相近的文化和价值观。相比欧盟地区,东亚地区历史上长期和睦相处,在东亚商贸圈内互通有无。因此,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人文和地理基础。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促进一体化的政府间制度性安排也必将应运而生。当今各方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意向,只能某种程度延缓或加速这种趋势。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东亚共同体如何"文学"?

在"全球化"、"地域化"大潮共同冲击下,东亚地域客观上必须思考共同的文化防卫及文化建设策略.东亚共同体不只是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在文学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平等对话,建立共同的话语空间以实行网络作业的迫切命题.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重新书写本地域文学史,建构地域的敞开的文学理论体系,丰富东亚文学形式与内涵,确立在世界文学中的主体地位.     

孟加拉国泰戈尔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年)是世界级文学天才和思想巨匠.一百多年来,泰戈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翻译出版,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世界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中最丰富、最全面、最深入的当属泰戈尔的母语地区——孟加拉语地区的泰戈尔研究.从东孟加拉到东巴基斯坦再到独立后的孟加拉国,泰戈尔的研究也由于政治、文化、宗教等原因经历了很多的跌宕起伏.泰戈尔曾被认为是"印度文化的继承者"而被巴基斯坦禁止.印巴分治十几年间,泰戈尔研究主要都局限在"少数开明的文学家和数量庞大的宗派主义者"之间的"泰戈尔论争"中.1961年围绕泰戈尔的百年诞辰,东巴基斯坦的整个文化阶层和政府对立.泰戈尔也逐渐成为孟加拉文化的旗帜,激励了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语言和文化政治运动,成为激励孟加拉国独立的精神源泉.孟加拉国独立后,关于泰戈尔的相关性的争议又起,开始了对泰戈尔重新发现和研究的过程.梳理孟加拉国的泰戈尔接受史对于我国的泰戈尔研究,对于加强中孟、中印文化交流与互鉴,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ast Asian order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SEAN model

An East Asian Summit will be held in Malaysia this December. Like other institutions in the region, the summit will be hosted by ASEAN. Only nations that have signed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or TAC), which sets ou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SEAN, will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the summit from ASEAN. This unprecedented summit may become a historic starting point on the path towards the founding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If so, the TAC may well come to represen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The commitment to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onflict that is enshrined in the TAC could be expanded from Southeast Asia to East Asia. If a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could be concluded, it would surely constitut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is likely that the bedrock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as stipulated in the TAC—would also become a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Even within ASEAN there are some who regard this principle as outdated, as it is used as a pretext for resisting pressure to democratize. If it retains the TAC as its basis, will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be able to share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东亚文化与出版交流的实践与思考——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意义解读

东亚出版人会议紧扣着东亚文化与出版两大主题,从人的交流、书的交流到企划出版的交流这3个层面,既务虚也务实。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文化与理念的交流,期望了解彼此邻近却隔膜的现代化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共同出版"东亚人文书100",进行跨越国界的文化事业的交流。不过,中、日、韩3国所推荐的书目依然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诉求,因此,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来重构东亚的价值和理念,还需要出版人的进一步努力。     

Culture,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Within 35 years after independence, Singapore is transformed into a developed city-state. To a substantial extent, this transformation may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role of the Singapore state, which in part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certain cultural values — those reconstructed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s. This empirical case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validity of Web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causes of capitali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his critique of Oriental culture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It equally questions the adequacy of the contesting argument that highlights only the positive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accounting for Asian economic chang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cultural model to transcend their limitations in explain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Singapore.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the values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re also analyzed.     

韩中关系与东北亚国际合作体制

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这一议题进入具体讨论的阶段。由于地缘冲突、安全困境等多种原因,目前东北亚地区还难以推行以国际机制或国家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机制。从政治外交、经济、人文等合作机制的发展状况来看,目前韩中关系正朝着更高的合作方向发展,这可以说是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参照。不过,这其中的一些困扰因素仍然不可小觑。本文主要从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讨论韩中关系的发展,由此分析韩中关系对构建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探讨韩中两国尚未解决或难以妥协的矛盾分歧对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其发展的重要影响。     

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与中日韩的自身定位

伴随东亚一体化的进展,东亚各国对于东亚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非常激烈。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之下,东亚共同体构想开始提上日程。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东亚各国都各有其构想及自我定位。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自我定位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梳理了由史至今日本整合东亚的历史及其失败影响,分析了韩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自我定位及现实局限。在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下,东亚一体化的未来仍应该以东盟为核心,以＂10＋3＂机制为推动力量,以开放性原则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