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

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以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本文通过对经济法发展历程的回顾,从而得出了经济法的本质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     

司法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能性与限度--南非宪法法院格鲁特布姆案评析

对经济和社会权利具有可诉性的怀疑论在人权领域内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学术界从理论上已经为证明经济和社会权利具有可诉性做出了许多努力,而南非宪法法院对格鲁特布姆(Gro-otboom)案的判决则第一次在实践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正面解答:它确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主体具有“合理的政策请求权”,并且确立了对经济和社会权利进行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原则”。格鲁特布姆案对于全面认识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行政国、警察国与福利国

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加强,行政权呈不断膨胀、扩大趋势的国家。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其他因素,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各种利益的矛盾、冲突。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公正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须重视实现和推进社会公正。不可否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公现象,影响了改革的进程,甚至威胁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企改革和社会公正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促进国企改革在维护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展开。     

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

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从简单的农业经济系统过渡到复杂的城市经济系统之后,经济体制改革越出了单纯的经济范围,广泛地触及了现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引发了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我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深蒂固和严重危害。要清除改革道路上的各     

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国际救济机制述评

国际救济机制的完善程度标志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国际法层面上的可诉性的程度.经过80多年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权利现有三种国际救济机制:申诉机制、国家问指控机制和一体化方法.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申诉机制,国际劳工组织的集体申诉机制和国家间指控机制,欧洲理事会的集体申诉机制,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个人申诉机制在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都有一定实践.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创造性地发展出一体化的方法.这些救济机制对发展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法理,救济受侵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促进相关国家改进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国内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经济法基本权利的实现机制——以房地产管理领域为例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程信和将经济法基本权利归纳为经济发展权、经济分配权和经济安全权三项基本内容,为经济法实现其价值目标以及社会权利与个人权利协调发展指出了基本路径。土地和房屋作为人们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对于人们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生存条件,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经济法基本权利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的实现机制问题,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后危机时代视域下的社会稳定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结束,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迹象,整个世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探讨了后危机时代社会稳定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了解决新形势下社会稳定问题的相关对策。     

土地法、动产法到信息法的社会历史变迁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早期的人类在狩猎经济的方式下生存,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所有权。农业社会的基础经济资源是土地,与之相适应,土地法成为最早的经济资源配置法则。工业社会的基础经济资源是机器,于是动产法取代了土地法的核心地位。信息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法必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完善的法律部门。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从比较宪法的视角介入

从比较宪法的视角来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构成了基本权利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现代宪法对基本权利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的拓展和深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司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可司法性"两个方面的论题,其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基于其本身的法律属性是否可以被司法救济,以及这种救济的限度和范围有多大。其二,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基于其司法职能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侵权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司法裁判。基于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范畴、属性以及权利义务关联体系的认识,应当承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具有可司法性。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效益优先的原则得到人们的共识,但由此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膜拜,却日益消解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责任和义务,从而偏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应对这一现实,就必须在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在继续坚持其保证功能、导向功能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育人"功能,即要注重培育人的综合素质和健全的社会精神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价值观最根本的内涵和体现。为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取向上要确立以人为本位;在教育立场上要实现"两个需要"的统一;在教育任务上要促进人的个性的自由充分发展;在教育方法上贯彻双重主体思想,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实现价值认同。     

试论社会转型中的人格转型

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 ,社会转型对个人的影响和触动集中表现在人格的变化上。人格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如何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使新型人格走向成熟和完善 ,是个人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 ,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促成新型人格的形成 ,既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论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人、社会共同体与宪法——兼评《欧盟宪法》

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有意识地组织社会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因此,宪法、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社会共同体三个范畴及其相互的关系是宪法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宪法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其首要功能在于组织自足与互助的社会共同体,这种观念不仅把宪法的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了,而且能够很好地解释《欧盟宪法》的历史必然性。     

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理念及其表现

贫富分化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根本成因在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法制度的缺失。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在于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构建和完善社会法制度,这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各国社会立法的普遍做法,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观念相契合。但整体主义只是社会法的观念基础,而不是整个法学的观念基础。整体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对个体主义的否定,二者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     

高校学术创新的途径和促进措施

创新将成为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成为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原动力。选择相应的创新机构,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话题。在现代社会,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先进科技研发的前沿阵地,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最佳摇篮。这意味着高等院校必须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NGO发展的社会解读——兼论NGO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公共行政改革沿着公务放权和地方分权的路径进行,而二者的实现都有待NGO组织的发展。中国NGO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敦促政府依法行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NGO的发展依然面临种种困境。以美国NGO发展的调研范本为依托,从社会角度探寻NGO发展困境解决的路径,最终落脚在NGO发展中的政府角色问题上,当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政治改革寻求一条可循的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     

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

婚姻制度是规范男女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一种法律制度 ,婚姻关系处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建国初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最为剧烈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我国婚姻制度改革体现了由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过渡 ,婚姻制度改革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