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庭既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个人与国家的连接纽带。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通过梳理家国关系,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由"内圣"而至"外王"的知行次序。围绕这一次序,传统儒学敦本实践,形成了旨在致君泽民的经世之道。     

“大学模式”与晚清经世之学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其意蕴本有内圣和外王两种向度。“大学模式”，其所提供的修己到治人，内圣到外王，由修身到经世，由个人到国家的成德成王的基本模式，是经世思想的结穴所在。《大学》模式意蕴的重提与重视，由经世思想出发讨论制度安排的《大学衍义补》与《经世文编》系列文本的不断出现，借“大学模式”安放实用性和知识性内容的格致之学的兴起，都表明“大学模式”在晚清得到高扬，充分反映《大学》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对传统中国社会精英及大众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略论道德传统的更新、创造与超越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延传不断的道德传统,它对中世纪社会生活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人们的精神向往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的转型,这一传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与挑战,如何对古老的道德传统实现更新和改造,中国人进行了艰苦的探讨,近代社会改革者、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近代学者提出的是用西方近代思想观念重新诠释传统,现代新儒家提出的是从传统的"内圣"开出新的"外王",而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是创造性超越。     

“内圣”与“外王”合抑或离?

作为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圣外王”说的要义在于由圣而王、非圣不足以王,其实质为权力的道德自律,其中蕴涵的政治学智慧对现代民主政治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简单地橛分“内圣”与“外王”,无疑会遮蔽“内圣外王”说的智慧,流失其积极意义。     

儒学的引导性与实践性探讨

儒学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来概括。儒家认为内圣为基础,外王为目的,内圣与外王不能割裂开来。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涵盖了内圣与外王两面,而且在深层次上阐明了道德与政治内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出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引导性和实践性的精神特质。     

从“化性起伪”到“隆礼重法”——荀子内圣外王思想初探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礼法学说构成了荀子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从"化性起伪"到"隆礼重法",再到"尽伦尽制"的圣王理想,荀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不但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且还使儒家对道德与政治、内圣与外王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思想高度。     

圣人行易——《周易治要》修身主体研究

《周易治要》居《群书治要》之首,其修身思想通过圣人行易为榜样而展现。首先,"极深研几"是圣人修身的心法,从心念善恶毫端予以觉察、控制,保持心念纯善则言语行为自然不邪,此其修身简易之道。其次,"崇德广业"是圣人修身的一种境遇实现,以至德而处尊位,内圣足以外王,以致德化百姓、天下太平,此其修身变易之道。第三,"久于其道"是圣人修身的本质属性,圣人之修身为常道,如天地恒久不变,不会因为境遇顺逆发生变化,此其修身不易之道。总之,圣人由天象而深察自然规律、人性本质,进而正心以修善一身,以一身善德随着境遇感化一家、一国,乃至天下。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曾国藩经世思想简论

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曾国藩经世思想简论黄长义曾国藩是“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主帅，被清王朝推尊为“中兴第一名臣”；同时，他又是洋务运动的前驱人物。他服膺程朱理学，又全力研习经世之学，在咸丰、同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成为一位思想驳杂，颇富特色的理学经世派...     

论封建衰世“经世派”的求真务实

清王朝在经过康乾盛世之后,自嘉庆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使得传统的中国在陷入历代封建政权盛极而衰的怪圈的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经世派奋然崛起,用他们的"实言""、实行"践行着"通经致用、安邦定国"的重任。     

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应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     

王韬研究的新进展——评党月异教授的学术专著《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正近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变动时期,它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格局,李鸿章、曾纪泽、梁启超都感叹说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在近百年间,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急剧从传统向现代飞跃,中国文学体系也从古典向现代全面转型。近代中国作家队伍、读者群体、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文学语言、文学传播方式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都发生了迥异于古典文学的质     

儒家秩序诉求与构建和谐社会

对秩序的诉求是儒家的重要价值目标。儒家不仅提出"天下大同"、"社会小康"及"民胞物与"的理想秩序,而且提出通过"正名定分"实现社会秩序的总纲以及"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实践路向。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1895-1900年间章太炎之社会进化思想研究

1895-1900年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维新与革命、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在这多事之秋,章太炎走出书斋投入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之中,实现了由单纯的旧式学者向新式政治家的身份转变。这个时期章太炎主张维新救国,他从传统的荀子学与"公羊三世"说入手,结合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形成了富有个性的社会发展思想。章太炎肯定了社会发展必然性的一面,反对"剧变"和"拒变"两种政治倾向,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应当有全盘的考量,对于制度层面的变革需要采取缓和的态度,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通风气,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求变的新风尚,促进变法时机的成熟。他的论点和论证颇有合理之处,但是在晚清社会积弊已深的情形下,除了革命外已无他法,于是1900年后章太炎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之中。     

论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抉择

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源于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架构整体上的不可通约性所造成的。当制度发生变更后,其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积淀使这种断裂实际上藕断丝连。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将对这一传统如何抉择?“内圣”开出“新外王”是新儒家的抉择;摈弃传统,走出政治儒学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抉择。本文则认为,应在现代性社会建构框架内对儒家政治文化传统进行重塑,力求对传统整体构架中与“现代性”相一致的支离破碎的自由观念在现代性社会构架中得以“抽象的继承”,并使这一传统在摆脱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宗法家族制的社会基础上消解其专制性特征,从而赋予其现代自由民主的特征。     

《大学》作为“人学”

《大学》所阐释的是儒家关于人的规定的学说。在这样的意义上,大学就是关于人的学说,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人学"。三纲关涉到内圣,八目相关于外王,其最高目的就是既内圣也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不仅作为原则,而且也作为方法。     

以仁人求仁政 以德行求德教

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坚守的就是从“内圣”到“外壬”的内外贯通之路。内圣无方，则外王不达。至于“内圣”的方法，就是执政者要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上下足功夫，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这种反身内求和自我升华的精神，不仅打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品格，而且也成为了今天最有意义的资政镜鉴。     

为什么我们要讲“礼”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离开了"礼"来谈中国文化,可以说无从谈起。"礼"是修身和教化的工具,是要让人"修身践言"、"行修言道",它的核心是要教人懂得"辞让"和"忠信"。一个社会没有"礼",就没有了分辨是非的标准。     

“中体西用”文化范式的哲学思考

近代学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体""用"进行了有意割裂,对"西学"和"中学"进行了重新界定,"体用二源"的观念因此被提出。"中体西用"范式具有多重优越性,最终发展为近代中国不可逾越的文化选择模式,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既要“仓廪实” 更要“知礼节”

正"文明礼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国家应该展现的一种形象。"郭乃硕代表建议,应该开展和普及修身教育,为提高国民文明素质,重塑礼仪之邦形象,奠定良好基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最能从行为举止中体现。"郭乃硕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修身是成为士大夫的"最低标准",并最终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