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三大转向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其意旨侧重于惩戒,并带有浓厚的"风暴式"特征。在走向责任政府的时代,行政问责制度具有基础性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有必要实现由同体到异体、由惩戒性到预防性、由风暴式到常规化的三大转向。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也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错位、责任划分不明、责任体系弹性过大、问责程序随意性大、复出机制缺失等问题,特别是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社会转型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行政问责逐步从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步入我国政治生活进而成为了现代政府的管理手段。但是，当前我国的问责风暴仅仅是一种非常态的问责措施。要实现问责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就必须从问责的主体、制度的完善、行政文化的构建以及拓宽民众的参与等多个方面对我国的问责制度进行革新。     

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异体问责展望

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各自发挥功能和优势,共同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及时有效的问责,才是更值得期待也更完善的行政问责。应当认真借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展异体问责的成功经验,通过激活问责主体、完善问责制度、优化问责环境、培育问责文化来不断完善异体问责制度,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的行政问责体系。     

异体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还是同体问责，但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的。我国的异体问责存在着人大问责缺位、司法问责力度不大、新闻媒体问责亟待加强、公民参与问责匮乏的状况，因此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问责、司法问责，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建立和完善公民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责任,为强化责任追究宜引入民法上连带责任制度,在追诉期限上实行终身追诉。当前,构建该制度还存在集体负责制背景下责任追诉对象不清、责任追究启动标准模糊和对重大行政决策界定不统一等问题。为此,应找准责任承担主体,固化责任类型;明晰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拓宽问责范围,深化"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高校治理机关庸懒散混的行政问责制度构想

高校有行政问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吗?高校机关庸懒散混能实施行政问责吗?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关键要靠庸懒散混与行政问责之间关系的正确定位；更要靠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此外,还应该明确行政问责不是目的,而主要起教育警示与惩戒预防作用,因此对高校治理机关庸懒散混的法理基础探究,并展望治理庸懒散混的行政问责制度构想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     

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近来，由一些特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引发的“问责风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在事件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相继被行政问责，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行政问责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继续予以完善，主要包括完善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形式、完善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虽然在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制度建设不完备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从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试论我国建立行政异体问责制的意义

2003年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了行政问责的践行,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由于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时间不长,理论研究欠缺,导致我国行政问责制仍存在行政异体问责制缺位。行政异体问责的缺位导致问责不公、问责不实、问责中出现真空等弊端,因此亟需建立行政异体问责制度。     

推动行政问责从“风暴”向“常态”转变

加强行政问责，关键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从“风暴”到“常态”转变。“谁来问”——在问责主体上注重广泛性，强化异体问责。“问什么”——在问责范围上突出拓展性，强化全面问责。“怎么问”——在问责步骤上把握程序性，强化制度问责。“靠啥问”——在问责方式上避免差异性，强化规范问责。     

对律师惩戒制度的思考——以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为视角

我国的律师惩戒制度由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两部分组成。在实践中,律师协会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惩戒权,律师协会对律师的纪律处分也缺乏程序救济。通过借鉴国外律师惩戒制度的经验,赋予律师协会统一行使惩戒权并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以完善我国的律师惩戒制度。     

试论异体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局与发展趋势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异体问责以其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优势脱颖而出,成为行政问责的新力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同体问责的有效补充,异体问责具有主客体多元化、问责范围广泛的新特点。当然,异体问责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制度保障机制缺失、动力机制缺乏等。但从长远来看,它的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