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工作机制探究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审查标准及必要性条件做了相应的修正和补充,在此情形下,进一步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指导理念和审查标准,建立健全逮捕工作,准确适用＂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和保障机制很有必要。     

浅谈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出修改,对应当逮捕的情形进行了细化,为逮捕条件的正确适用提供了法律支持。但由于法律表达过于原则,导致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举步维艰,文章立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如何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浅谈逮捕必要

"逮捕必要"是检察机关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必须考虑的法定条件之一,实践中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认识较为模糊。逮捕必要是客观存在,脱离证据而完全信任检察官个人对逮捕必要的判断,必然会导致逮捕权力的滥用。必须从证据角度来解释逮捕必要,并根据罪刑程度构建一个阶梯式的逮捕必要标准。     

关于逮捕条件再修改的探讨

逮捕条件的再修改,应当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逮捕和羁押,适当放宽逮捕的证据条件,严格控制羁押时限,建立健全轻微犯罪的审判前非羁押机制,建立健全被羁押人权利保障制度,抑制逮捕需求,同时与其他强制措施的修改整体协调,通盘谋划,保障逮捕三个条件的内在关联性,发挥逮捕其他两个限定条件区别不同性质犯罪、分流不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犯罪嫌疑人的功能,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以实现社会安全状态下的低羁押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存在一些问题: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     

降低逮捕率之我见

逮捕作为一项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诉前强制措施,在我国适用率极高。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司法机关内部业务考评机制的不合理,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是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的主原因。检察机关应制定严格的逮捕标准,改变执法观念,取消不合理的业务考评制度,加强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社会宣传和对被害人的说理,完善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以降低逮捕率。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从立法到司法实践,强制措施都存在问题。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     

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附带其后的羁押也应当仅仅具有程序性目的,不能因其可以折抵刑期而成为＂预支刑罚＂,更不能演变成变相刑罚。对捕后羁押的必要性,应当持续性地审查,决不能＂一劳永逸＂,当羁押必要性不存在时,应当及时解除羁押。     

从双元中心主义到一元中心主义——建构“连环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的三元结构构架,即羁押性措施、羁押的替代性措施以及非羁押措施,在更深层次的建构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分别以拘传和逮捕为逻辑起点的双元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倒向一元的逮捕中心主义,反而不利于羁押率居高不下的解决。与其采取逮捕中心主义的一元构架,而以拘传为原则的一元中心主义有望为这一难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以拘传为原则,以取保候审为例外;以取保候审为原则,以逮捕为例外;以逮捕为原则,以拘留为例外的＂连环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以强制措施的从弱到强之逐级适用方能符合其本来应有之内在逻辑,在实践中也有望打破逮捕中心主义引发的种种困境。     

论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其法治化

当前侦查阶段在适用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适用拘留、逮捕等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突破法律关于原则和例外的规定，适用强制措施不节制；混淆公安机关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用留置盘问、劳动教养代替侦查羁押措施等。强制措施的法治化对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转变观念，认识适用强制措施的多元化价值目标，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侦查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改革强制措施制度；三是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能力。     

上海交通“钓鱼执法”探析

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面对"取证难",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有较大破坏作用。采取适当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从“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谈改进立法与执法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的成因,从立法角度看,是立法规范内容过于宽泛、立法设定的事项过多、立法不切合实际;从执法角度看,是执法职能配置不合理、执法观念有偏差、执法随意性大。对此,应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执法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立法中加大对法的实施的研究论证,坚持以"宽立严执"指导立法与执法,进一步端正执法理念,创新执法方式,不断完善执法程序和工作机制。     

论对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的控制

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相对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权,具有广泛性和严厉性的特征。因此,对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予以控制尤为必要。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的立法先天不足,针对其立法缺陷,应从清理涉及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件、制定统一的治安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程序规定、修改完善现行涉及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等方面予以立法规制。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实施往往重实体轻程序、重处罚轻强制、重结果轻过程。针对其实施偏差,应从树立依法实施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的法治理念、严格依照既定的正当程序实施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保证实施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的适当性、强化对实施治安行政强制措施权的法律监督等方面予以管控。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性措施是指囊括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中的“强制措施”和第二编“侦查”一章中的扣押、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文章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定性模糊，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应从完善立法和规范执法两个层面入手，把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保证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效果。     

海西路面治安问题与管理创新

路面治安是指街头或路面的治安状况,主要体现是发生在街头或路面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和治安案件。近5年来,海西路面刑事犯罪案件和治安案件呈上升趋势,并出现发生时空的集中性、涉案人员的地缘性和团伙性、作案手段的多样性等特点。当前路面治安管理中还存在群众自防意识差、防范力量未能形成合力、硬件设施利用率不高、视频监控装置存有缺陷等问题,需要在组织机制、执行机制、权责模式、监督机制和管理模式加以创新管理,实行"多警合一",开展"网格化巡逻",实现"综合执法",平衡"激励与问责",加强"人技联防"。     

公安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公安机关致力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初步构建和完善了现代的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与制度。但由于决策者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素质不高、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原因,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不断发生。公安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公安工作的成败,因此,严格决策程序、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提高决策者素质、健全决策监督和反馈制度和引入公民参与等措施是防止公安决策失误的必然选择。     

私人在经济法实施中的作用——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

经济法的实施问题是目前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转变单一的公力规制思维,重视私人参与是探索经济法实施理论的应有之义.现代社会蕴藏着丰富的法律实施资源,私人实施已经在具有公害性特征的某些法律领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秉承社会本位、着眼公共利益的经济法中,具有“经济人”特征的私人可以弥补公共实施的缺位、发挥信息优势、产生社会效应,提升法律实施的效果.建立公共与私人相结合的经济法二元实施体制、健全经济法公益诉讼机制是促进私人参与经济法实施、提升法律实施效率的重要途径.     

论新时期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工作

初查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但在经济犯罪侦查中,它不仅是甄别证据、定性立案的首要前提,更是提高破案效率,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环节。在公安队伍全面贯彻“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的条件下,深入研究经济犯罪案件的初查工作尤为重要。初查有实地调查和书面审查两种方式及若干要求和注意事项。     

公安刑事执法质量问题探析

实行侦查预审合二为一改革后 ,基层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侦查打击职能方面卓有成效 ,但在刑事执法方面 ,还普遍存在现场勘验失误、定案证据不够确实充分、拘留转捕率偏低、任意取保候审、超期羁押、程序违法、退补退侦过多等问题 ,究其原因 ,主要是执法思维定势、刑警素质、办案经费、案件管辖分工、侦查技术、预审操作机制和侦诉协调等方面的缺陷所致。对此应高度正视 ,切实整改。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机制研究

老年人犯罪是指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总称。老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犯罪率很低,犯罪年龄集中,犯罪主体文化程度低,男性居多,犯罪地域相对集中,累犯、前科少,共同犯罪较多,犯罪客体比较集中,诉前羁押率低,判处刑罚较轻。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周全弱势群体刑法保护的需要,是适应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需要,也是契合刑法谦抑性、人道性以及刑罚经济性、刑罚目的的需要。并且,我国立法史上历来存在"矜老"传统,而国外相关立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建议在实体法上,规定对老年犯罪人原则上从宽处罚,限制死刑、无期徒刑的适用,限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明确不构成累犯,放宽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在程序法上,规定对老年犯罪人慎捕慎诉,规定讯问审判时亲属在场权,完善指定辩护权,对刑罚执行予以特别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