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的“低度民主”困境及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民主化浪潮把大量发展中国家卷入民主化进程中,一晃30多年过去了,部分民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低度民主"困境中,普遍出现持续的社会冲突和动荡、贪腐盛行、行政低效,经济停滞,贫困落后。"低度民主"困境的形成从总体上说,是违背民主发展规律性,无视民主发展的客观条件,采取错误的民主化策略的结果。"低度民主"困境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前车之鉴,它警示我们要尊重民主发展的规律性,走科学的民主发展道路。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研究

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着力点选择

推进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但是，制度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要以大量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矛盾，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其主观指导上不能采取民主浪漫主义的态度和“漫灌式”全面推进，考虑到“成本“和效率，就有一个着力点的选择问题。 一、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必须把着力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寻求政治民主化的具体目标和途径 经济是政治最深刻的…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的出路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可以形成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减少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口综合素质,节约建设用地,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逐步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为了确保我省城镇化进程健康、科学地发展,必须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处理好规模、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处理好长远发展和近期利益的关系.     

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与推动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战略选择、实践推进都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 ,它必将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法制化。中国政府应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更新政治观念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推进民主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客观趋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使得国际问的经济联系、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进程呈加快发展之势，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如何从本国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本国经济逐渐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和紧迫任务。     

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与政治民主化——亨廷顿的民主理论评析

亨廷顿在考察分析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深入研究了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具有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又不是导致政治民主化的唯一因素,文化传统对民主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新教文化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实现,而儒教文化传统则妨碍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本篇论文是对亨廷顿的民主理论的初步探讨。     

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三个代表"中的"文化",应是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将其解读为"大文化",缺乏必要的依据.我们应该"用综合的、联系的观点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靠运用"大文化"范畴,而是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     

全球视野下的民主化研究:当代民主化浪潮研究述评

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民主化就是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在全世界不断扩散、传播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遗憾的是,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西方主流学者们没有给予民主化浪潮中的这些外部因素以足够的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被视为主要是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产物,这不能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仅仅是将外部因素与影响民主化的众多国内因素并列起来是不够的,应该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置于全球视野之下来重新考量。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新世纪初叶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任务

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正向着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现代化的一些主要成果,如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公民素质提高、社会动员等,往往加重了政治体系的负荷,从而促进政治发展.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然而,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深入,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在当代政治学中有了区分,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两者在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诉求是不同的.政治发展注重于"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而政治现代化则注重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即民主化".当然,政治发展最终是以民主为目标,但在改革的实际过程中更多地是注重制度建构的强化.我国学者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殊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37页.)保持政治稳定,不仅是政治体系自身存在和运作的需要,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小平同志曾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但同时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应辩证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