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场所涉毒案件侦查方略

娱乐场所已经成为侦查机关查缉涉毒案件的重要场所。娱乐场所涉毒案件具有以聚众吸毒为主、以吸食新型毒品为主的特点。侦查机关在查缉娱乐场所涉毒案件时需要对贩卖毒品、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做到深挖毒品情报、打击毒品犯罪,遏制娱乐场所涉毒案件的滋生。     

容留近亲属吸毒从宽制度之重构

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吸毒违法行为之帮助犯,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罪规定打击范围较宽泛,适用出罪或从宽制度的近亲属范围过于狭窄,有悖司法实际。通过类推适用理念,结合期待可能性理论引证,参考其他部门法相关范畴并兼顾利益考量基础上提出“类近亲属”关系,分析此类容留他人吸毒罪主体援引从宽处罚条款之合理性,以期能够实现打击毒品犯罪与人权保障相平衡。     

吸毒入刑是解决吸毒泛滥的治本之策——关于“十三五”禁毒战略构想的建议

毒品是人类社会公害,刑法打击毒品犯罪,追究对毒品的种、制、贩、持有、容留者刑事责任,对吸食毒品者治安罚款、拘留、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处罚。"刑不上吸毒者"导致毒瘤癌变,社会危害日甚。邓小平同志讲"严能治住"。对吸毒者运用社会手段、道德规范、行政处罚无效的现状,必须在刑法将"种、制、贩"是"供方入刑"的基础上,将"扎吸毒"的"需求、消费方"纳入刑法予以打击,解决"供、需"罪责同等,斩断毒品市场经济犯罪链条,重拾我国建国初期禁烟毒后享誉世界30年无毒国的美誉。     

容留他人吸毒罪研究——以案例分析为视角

我国刑法未将吸食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对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一种处罚较轻的毒品犯罪,刑法对其犯罪构成过于简略,面对毒品对社会稳定和谐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严厉打击涉毒型犯罪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司法案例予以一一梳理,厘清构成要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南昌市毒品犯罪现状及打击对策

南昌市毒品犯罪存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数逐年上升、在册吸毒人员数逐年上升、毒情从城市逐步向周边县区蔓延、新型毒品成为滥用主流等状况,并呈现出毒品消费市场庞大、手段隐蔽化、本地制毒"死灰复燃"趋势明显、新型毒品层出不穷、暴力化侵向明显等特点。为打击毒品犯罪,应突出重点,加大对毒品刑事案件打击整治的力度;夯实基础,强化毒品犯罪阵地控制能力;情报导侦,打好毒品犯罪信息仗;借力使力,提升队所联动合成作战能力;加强学习,重视缉毒队伍建设。     

对设立吸毒罪的设想

全面禁毒是我国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所采取的一贯立场,现有法律已将为吸毒者提供吸毒场所的容留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之一是非法消费毒品,法律也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吸毒行为也规定为犯罪,就会失去法律规范内部的协调统一,也有悖于运用刑罚全面禁毒的立法精神。从反毒品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把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反毒品合作,促进国内的全面禁毒。     

拉萨市毒品犯罪实证研究

毒品犯罪作为危害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刑事犯罪,历来被当作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通过实际调查发现,拉萨市的毒品犯罪既有一般地区毒品犯罪的典型性,也有当地毒品犯罪的区域性特点。受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影响,毒品犯罪在当地迅速蔓延、持续上升,部分吸毒人员甚至把拉萨市作为吸贩毒的"避风港",以逃避打击。文章结合当地毒品犯罪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毒品犯罪特点,总结出公安机关在打击毒品犯罪中所面临的管控难、查处难、起诉难等困境,并在结合当地毒品犯罪现状、特点和实际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毒品犯罪防控的相关对策。     

对“运动式”治理毒品的反思——由N市“百城禁毒会战”的开展切入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运动式"专项整治活动治理毒品问题,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如一律收容强戒使得执行场所人满为患,治理毒品的职能分配不科学,警力配置不尽平衡和合理,容留吸毒行为入罪率抬升过快。因此,在今后的禁毒工作中,必须合理定位强制隔离戒毒;以疏代堵,降低成本;限缩解释容留他人吸毒构成要件;加大远离新型毒品的宣传力度。     

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研究

近年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其毒品犯罪类型多表现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容留他人吸毒罪等,其中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最甚。该地区毒品犯罪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与该地区独特的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控制等诸多内外在因素有关。而防止此类犯罪产生与发展的对策则是从满足少数民族民众当前的迫切生活需求出发,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     

关于吸食毒品犯罪的立法设想

目前，毒品犯罪是我国重点打击的刑事犯罪之一。吸毒作为整个毒品犯罪链条中的一环，对我国毒品泛滥，以及毒品市场的扩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刑事制裁方面应将吸毒行为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同等对待。作者就吸毒行为的刑事危害性，结合国外立法经验，阐述了我国刑法应将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立法设想。     

论少年帮伙犯罪的社会预防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少年犯罪形势中,帮伙犯罪尤为突出。应当加强对少年帮伙犯罪的研究,通过向少年及其家庭提供支持、以立法形式明确教师惩戒权、整治文化环境中的暴力资讯、加强社区内娱乐场所的管理、阻断帮派对社区和校园的入侵以及转化未成年人脱离不良帮伙等措施,有效预防少年帮伙犯罪的发生。     

过失共同犯罪初论

我国刑法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此规定没有将"过失共同犯罪"同"共同过失犯罪"区分开,因而是不科学的,其虽然避免了理论上的争议,却也阻碍了刑法理论的发展.为此,有必要对过失共同犯罪问题重新予以认定,并进而构建我国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我国老年人犯罪改革之述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对于老年人犯罪的改革是此次刑法修正案备受关注的热点之一,分别在三个条文中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限制死刑的适用、放宽缓刑的适用条件方面进行了突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最主要的改进方向就是增加非监禁刑的适用。     

规范学视野中毒品刑法泛犯罪化与重刑化的反思

在当前毒品问题情势下,应避免泛犯罪化思维,修改"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基于罪刑均衡的要求,应当区分毒品种类与纯度而进行定罪量刑。     

论证券内幕交易、泄露证券内幕信息罪

证券内幕交易、泄露证券内幕信息罪侵犯的是国家对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和投资者公平交易的权益。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主体方面为一般主体,除自然人外,单位也可成为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才能构成,行为人因过失而泄露证券内幕信息,不构成本罪。确认主观方面应用客观归责的原则。判处罚金刑时,应正确确定违法所得。     

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     

单位犯罪集团初探

单位犯罪集团,是指包括单位在内的三个以上的人,为了共同实施犯罪而结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单位犯罪集团的成立是我国有关规定及理论的必然结论;单位犯罪集团具有主体构成的复杂性、犯罪主体的独立性以及成立的限定性的特征;单位犯罪集团中的单位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不影响单位犯罪集团的成立;对于单位与自然人相勾结实施依法单位不能构成犯罪的情形,对此按照自然人犯罪集团处理;对于单位与自然人相勾结实施纯正单位犯罪的情形,可考虑按照刑法中身份犯的理论处理。     

关于构建"四小"场所治安长效管理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四小”行业发展迅速,场所内经常发生黄、赌、毒等违法犯罪现象,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公安机关的多次集中专项整治,往往只能收一时之效。目前,公安机关对娱乐服务场所的行政审批权已被取消,“四小”场所治安管理工作将面临更大挑战,构建“四小”场所治安长效管理机制更加任重而道远。需要发挥政府综合管理的职能优势,有关职能部门之间要明确职责,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协调联动机制。     

社会变迁中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的嬗变

改革开放初期被我国政府明令禁止和取缔的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现代娱乐业的萌芽。它从被禁止与取缔的夹缝中走出来．逐步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娱乐业，在这一发展变化的历程中，蕴含着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的转变轨迹。从娱乐场所管理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外模式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我国娱乐场所治安管理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轨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由“禁止与取缔模式”转为“放开与管制并行”模式．既而又走向“动态监管模式”。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转变之后，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理念也应当随之转变。现阶段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重点应当是娱乐场所开业后的动态治安监督管理。     

论危险驾驶罪中“道路”范围的界定——以日本的司法实务操作为借鉴

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危险驾驶罪中"道路"范围的界定存在较大争议,从而直接影响到相关案件的定性。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危险驾驶罪中"道路"的含义适用道路交通法中的相关规定,亦即包括"公路"、"城市道路"、"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以及"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等四种类型。对于后两种"道路"类型的界定,可以借鉴日本司法实务中较为成熟的操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