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监狱刑罚执行法律的实施状况与途径

监狱刑罚执行法律的有效实施是监狱工作依法进行的内在需求,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是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主体的行为或活动。我国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通过科学、完善的立法,建立监狱刑罚执行法律运行机制,提高执法水平等是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的必要途径。     

新形势下监狱人民警察职位分类之探讨

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的管理人员,代表国家对罪犯执行刑罚、实施惩罚、管理和教育改造,承担着改造罪犯的重要职责。当前我国的监狱工作面临着构建和谐社会、“三化”建设、监狱重新分类的新形势,对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位进行科学分类是适应当前监狱工作形势的需要,也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重要途径。     

试论监狱民警违法犯罪的成因及防范对策

监狱民警是国家人民警察体制中的一个警种,依法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是刑法的执行者。监狱民警理应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真正成为犯罪人员的楷模,更好地帮助罪犯改造。研究监狱民警违法犯罪的成因及防范对策,关系到监狱刑罚执行与罪犯改造的成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论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特点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监狱行刑法律关系,是指监狱在对罪犯依法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与服刑罪犯构成的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它是监狱学所要研究的重大基础课题之一。在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中,监狱拥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罪犯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两者都有独立的意志,都是主体。监狱行刑法律关系具有主体的特定性、主体地位的矛盾对立性、主体意志的唯一性等特点。     

监狱人民警察应具备六种能力

监狱工作要在监管上实现安全、改造罪犯上有成果、推动监狱实现科学发展，作为监管主体的人民警察必须具备六种能力。 执法能力。执法能力是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实施法律的能力。从监狱内部来说，善钻法规漏洞、爱找监狱管理缺陷的“岔子型罪犯”，蓄意挑衅执法、公然对抗改造的“钉子型”罪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油子型”罪犯，“行政处分不怕，刑事处分不够”的“赖子型”罪犯不断增多。     

刑罚执行中惩罚功能弱化问题研究

随着罪犯人权保护意识的强化,监狱监禁设施与条件的改善,监狱人民警察文明执法意识的不断提高,监狱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但实践中,刑罚执行方式单一,惩罚力度弱化,罪犯对刑罚惩罚痛苦的体验不足,直接影响改造效果。惩罚并不等同于惩罚主义,也不等同于过度的惩罚或酷刑,而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让罪犯深刻感受犯罪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处理好惩罚与改造的关系,规范惩罚强度,才能实现预防重新犯罪的刑罚执行的目的。     

监狱人民警察执法理念与履职能力之探索与思考

顺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监狱应与时俱进,努力建设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作为监狱管理、刑罚执行、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的直接实施者——监狱人民警察应转变执法理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提高其履职能力.     

依法治监与以德育人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依法治监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要求监狱不仅要依法正确地执行刑罚,而且对罪犯的改造也赋予了时代的要求。因此,在依法治监的前提下,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要贯彻以德育人的方针,使依法治监与以德育人达到有机的统一。     

试论监狱行刑的构成要件——以完善监狱法律为视角

监狱执行刑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行为。监狱执行刑罚内在构成要件包括行刑主体、行刑主观方面、行刑客体、行刑客观方面。科学解构其构成,努力揭示并运用行刑规律,对于我们规范执行刑罚,提高行刑质量,完善监狱立法无疑具有重大帮助。     

试论新时期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及提高途径

监狱人民警察肩负着依法管理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 ,是监狱事业发展的保证 ,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干警队伍 ,监狱工作就无从谈起。加强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制度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 ,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执法水平是目前监狱工作的关键任务。     

关于提升公安监所安全系数的思考

公安监管场所承担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行政处罚正确实施的重任.鉴于监所安全事故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要结合法律赋予公安监管部门的职能,分析监所管理中的各个环节,从监所安全事故形成的原因、针对监所安全事故形成的要素去探索防范监所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行性,有针对性地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提升安全系数,确保监所安全.     

法治化:监狱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

监狱在应对各类危机事件的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传统思维和行动约束、思想意识淡薄以及监狱危机管理制度供应不足。建立监狱危机管理制度应遵循四个原则:应急管理原则、信息公开原则、权利保障原则、积极预防原则。监狱危机管理法治化是监狱工作的必然取向,实现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包括了以法律授权的形式,建立监狱应急法规体系;构建规范处置机制,健全监狱危机管理制度;从法益保护的视角,理顺危机管理职责权利;强化人员素质,提升警察危机管理意识。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对构建新型监狱医疗管理机制的思考

监狱体制改革正沿着“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十六字目标不断深化。社会医疗体制改革同样在稳步推进,寻求一个又一个的突破。社会医疗和监狱体制改革为构建新型的监狱医疗管理机制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按照建设“公正、文明、廉洁、高效”的监狱运行机制要求,正确认识当前监狱医疗机制中存在的弊病,探索和创新发展监狱医疗管理机制是重要又迫切的现实课题。     

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的刑罚效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刑罚执行制度则是监狱工作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善与创新监狱刑罚执行制度,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结构问题具有特殊性,加之刑事立法的缺失,造成对其处罚的根据不明确,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相悖,引起了过多的争议,文章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的逻辑结构和规范结构进行了剖析,从而说明对其处罚并不违反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宽严相济政策下监狱矫正机制之重构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刑事法治理念，是适合我国当前社会综合治理实际的新思维和理性选择。在借鉴西方监狱理论和寻求中国特色的矫正范式平衡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现代监狱，正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把监狱的教化功能想象和抬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时，刑罚其实正在偏离它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吸收当代西方监狱以行刑社会化为主题的监狱改良运动成果，借鉴西方监狱制度发展中的科学要素，谋划中国今后监狱矫正工作的科学发展之路。     

一个游走在罪刑法定边缘的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问题研究

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它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一方面,法律明确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并用刑罚予以禁止,从根本上说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属于概然性规定的堵截条款确立的具体罪名,法律对其客观方面行为的描述没有超过对罪名的概括,确实有违刑法明确性之虞。如此一来,正确界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成为当务之急。     

论行政的合法性与合法的行政性

行政的合法原则贯穿于依法行政的始终,然而,在目前我国行政的合法性理论中,仅仅把行政合法性限制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内,而不把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存在作为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无疑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错位。行政的合法性变成了合法的行政性,导致行政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将不当利益合法化,严重阻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