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盟的冲突干预:以亚洲为例

冷战后,欧盟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冲突干预行动具有以下特征:注重多边合作、谋求干预行动合法性与效果的最大化;多采用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小国主导比例较高;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与战后重建,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和"格鲁吉亚模式";超越传统的军事干预模式,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干预行动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欧盟干预行动的主要不足包括:各国立场不同影响了干预行动的决策和实施;欧盟和成员国的民事干预相关机构彼此协调不足,影响了行动效率,参与民事干预行动的人员不足,影响了行动效果。上述特征也多存在于欧洲对非洲的干预行动中。     

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法律定位与机构设计

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是《里斯本条约》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重要机构创新之一。本文从欧盟法的角度对欧洲对外行动署进行认知和解读,讨论不同利益相关方在欧盟外交行动一体化中所处的立场和角色,体现这种新的一体化的复杂性和难度。文章首先探究欧洲对外行动署的诞生过程,从中反映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对该机构设置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其次,分析欧洲对外行动署"功能自治"特征,比较它与欧盟其他机构的区别,探讨它在欧盟机构平衡中所处的位置;再次,文章讨论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权力范围,分析它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目前,EEAS的法律定位并不十分清楚,其架构具有过渡性,要达成欧盟对外关系领域中的一致性目标,还需要在成员国意愿的支持下做进一步的机构创新。     

“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

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显现出“欧洲民事强权”的特点,这是由欧盟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而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它的军事能力又制约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手段选择,因此,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选择“民事强权”模式有其必然性。然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践表明“欧洲民事强权”的军事成分在不断增多,这虽然还不能改变“欧洲民事强权”的特性,但至少表明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     

试析欧盟发展政策的新特点、新取向和新功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的发展政策是以"洛美协定"模式为基础。90年代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的发展政策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来的经济利益和道德的思考框架,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导向的、系统而全面的综合性政策。许多与国际安全、地区稳定、移民、环境等相关的问题领域都纳入到了发展政策框架之中。欧盟通过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积极传播西方价值观,促进受援国伙伴建立民主与良好治理的政府。欧盟注重发挥"软实力",以欧盟的发展理念和行动影响国际援助发展进程,并使发展政策成为欧盟多边主义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     

"后现代"欧洲及对中国的意义

欧洲的后现代性立足于对相互依存性的承认,由此,欧洲在对外事务中坚持拒绝使用武力的和平政策,在一体化方面采取合作性和共识性扩张的模式,在文化方面坚持多元主义政策。欧洲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武力政策,这不能被仅仅归因于其较之于美国为弱的军事实力;基于对历史的敏感性,欧洲赋予"和平"以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欧洲建设的历史、当前一体化的新进展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等多方面因素,不仅对于中国正确解读欧洲、从而积极建设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应对自身所面临的历史新挑战亦具有相当意义。     

德国的伊朗核问题政策：角色、制约及走向

伊朗核问题是德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议题。作为伊朗核谈判的“P5+1”重要成员，推动伊朗核问题解决涉及德国重要利益。从伊朗核谈判中的角色看，德国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参与塑造者，主张运用对话和沟通手段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外交解决，注重塑造规范约束伊朗的核活动；德国是重返伊朗核谈判议程的重要设定者，参与设定了三个阶段的伊朗核谈判议程；德国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居中协调者，通过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和欧洲影响力来协调伊朗核问题各当事方。对大国地位的追求、防止核扩散的理念驱使、对经济因素的现实考量，以及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的价值观追求构成了德国推进伊朗核问题政策的主要动机。德国的伊朗核问题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博弈、国际行动能力、美国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朗等多个利益攸关方的影响。未来，朔尔茨政府将继续在伊朗核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仍会遵循渐进性调整与稳定性并存的政策取向。     

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致性原则: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视角

一致性原则构成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项难题,其典型表现就是欧盟各支柱对外政策之间、欧盟机构之间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行动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为提高欧盟对外关系的一致性,《里斯本条约》在"去支柱化"、整合欧盟对外政策、协调欧盟对外职能机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不过,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依旧,整合后的欧盟对外政策目标过于宽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职能设计含糊,《里斯本条约》提高欧盟对外关系一致性的努力打了折扣。尽管如此,新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总体上为欧盟开展更加一致和有效的对外行动夯实了法律基础,并提供了未来进一步努力的原则和方向。     

欧盟工业政策:发展历程与新动向

本文旨在从发展历程及其新动向的角度梳理欧盟工业政策的整体框架:首先,从基本理念上看,欧盟工业政策始终强调市场导向,强调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反对部门干预,这是它与传统工业政策的最明显区别;其次,开放性、协调性和辅助性的指导性原则决定了欧盟工业政策始终以横向政策为主,横向政策与各部门的具体结合又形成了富有新内涵的部门政策;再次,从政策工具上看,由于欧盟工业政策要借助于“其他政策和行动”得以实施,从而其行动能力和实施效果也就相应地取决于欧盟在这些政策领域的行动能力。     

“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

本文从西方学术界21世纪初关于欧盟力量的讨论出发,追踪了欧债危机背景下"规范性力量欧洲"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及其与"市场性力量欧洲"之间展开的辩论。文章认为,尽管两种理论模式在"规范"和"市场"何者是欧盟力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二者间最终呈现的融合与互补态势反映了欧盟通过塑造国际规则和规范实现战略利益的对外政策常态。与此同时,规范性力量研究议程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取向,特别是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性原则纳入欧盟核心规范体系,欧洲中心论松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术界反思欧盟力量相对下降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新现实后做出的回应,对于我们理解欧盟在国际规范、国际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欧盟官方发展援助变革的实证考察

欧盟是一个以经济力量立足的新型权力体,对外作为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手段的政治化运作体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官方发展援助(ODA)即是欧盟外交最具效力的政策实施工具之一。扩大使欧盟的外援日益体现出全球性架构,国际局势的变迁促成了援助方式与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其进一步变革将沿着集中、融合、分工交错并行的轨迹演进。不管未来外援是否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欧盟固有的力量属性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欧盟将继续倚重对外援助等经济手段,致力于建构其声称的自由、开放、法治、共赢的国际新秩序。     

欧洲联盟对外人权政策的法律分析

欧盟对外人权政策是在对外关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所有以人权为导向的欧盟对外政策交集在一起,呈现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高规格的特征。除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工具外,欧盟在实施对外人权政策时更倾向于在国际法规则框架下运用自治性立法措施和人权条款之类的法律工具,体现了欧盟以软实力方式推行人权外交的特质。制约欧盟对外人权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法律困境是:欧盟缺乏总体性的人权权能;对外人权政策缺乏一致性与连续性;而最新的《里斯本条约》对此也未作出实质性的变革。因此,欧盟在现阶段推行对外人权政策时,应尽量避免干涉他国内政,并将部分精力回归于内部人权政策的建设。     

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文化维度:理念、目标和工具

以先进通讯科技为先决条件、以西方文明的扩张为原初推动力的"文化全球化"席卷全球。在这一场"同质化"的运动中,文化作为个人和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确认自身身份的媒介,其标志"独特性"的功用被持有各种利益诉求的人群充分拓展,并向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提出了挑战,日益严重的文化竞争与文明冲突威胁着世界安全。本文基于欧盟文化战略文件《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行动议程》,对欧盟对外关系的文化方面进行了政策分析。文章考察了欧盟对外文化政策设计的各个环节,如运用"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和"文化与发展"等理念,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目标,并选择与之相应的政策工具。文章认为,欧盟力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扩大其影响力,以期达到"全球安全",但是,只有通过文化对话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团结"。     

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对外决策主体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特点。为了规范联盟治理体系和增强联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通过不间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联盟的"善治",这种"制度依赖"进而外溢为欧盟经济外交的规制性特征。在制度规范下,欧盟独特的集体决策模式使欧盟成为"易守难攻"的"欧洲堡垒"。受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影响的欧盟经济外交特点,逐渐成为影响中欧经济外交的内生变量。本文选取中欧纺织品争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欧光伏争端作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如何影响欧盟经济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战略及其困境

因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能源供应安全一直是欧盟关注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近年来,由于欧盟周边局势动荡,特别是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复杂多变,欧盟能源供应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能源供应多元化成为欧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欧盟目前的对外政策和行动与其能源供应安全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欧盟须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特别是要使其对外政策的其他目标与能源供应多元化目标之间相互协调,并加强与其他能源进口大国之间的协作,同时调整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     

德国统一后的对欧政策评析

德国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轴心.德国的欧洲政策直接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战略与态度,也体现着德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支柱.德国统一后,由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内在动因、具体目标和实际政策都进行了相应调整.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是规范相互传递的过程。德国在积极引导欧盟制度建设的同时,展现其作为"欧洲的德国"的一面。德国的民事角色、经贸合作角色塑造了欧盟角色的一个方面,其规范与欧盟的发展需求相吻合,欧洲一体化的制度保障为德国规范的传递提供了有效管道,因此,欧盟中东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和平、阿以和解、促进与中东的正常经贸交流等形式;欧盟积极促进民主人权价值观外交,并出现了向军事力量适度变形的迹象和实践,在欧盟内部长期被熏陶的德国主动接受并逐渐内化了这些规范,其中东政策表现出明确但又适度的维护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倾向,以及通过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突破来实现德国军事思想转型的迹象。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影响

根据意识形态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保守型和革命型。前者对现状满意,认同现存国际权势分配,遵守现存国际法治;后者对现状不满,憧憬对现存体系权力结构进行颠覆与修正,以应然式的道德原理批判现有国际法治,并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能动性为标志。革命型意识形态与既有国际秩序存在内生对立与冲突,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指导思想,具备内在固有的修正主义动机。俄罗斯传统意识形态属于保守型,以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和帝国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目标。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先后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其意识形态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型特质。在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呈现出较多的修正主义色彩,对传统国际体系持否定与敌视态度,并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对抗与冲突。而地缘环境产生的不安全感也使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得以强化。但是,由于俄罗斯与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特别是与首要强国实力对比,并无明显优势或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俄罗斯需要维护当时的国际体系均势,以免受潜在霸权国的侵略威胁。在不得已的条件下,根据当时国际体系的均势结构特征,适时调整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在国家安全拥有余裕的前提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较强,反之,则进攻色彩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