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与东盟的外交协调

东盟的外交协调受到东盟机制的有限性、东盟规范的约束力以及地区安全替代选择的制约.这表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的出台并不能对东盟国家间的外交协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蓝图提出的新的合作领域有可能影响到东南亚国家在某些共同关切问题上的外交协调,从而形成不利于中国的集体立场,因此,中国理应对东盟这些新的合作领域给予关注和重视.     

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刍议

日本安倍政府“巧妙”利用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0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频繁的政治互动与密集的经济合作，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维度上的政策拟合度。不仅如此，迫于现实与战略层面的利益考虑，安倍政府试图借助政治拉拢与经济控制，把东盟塑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战略盟友。但由于存在过分强调主观意志、工具主义与利益至上等严重的局限性，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外交战略注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也难以在现实层面拉拢东盟构筑对华包围圈。     

东盟意识面临的挑战

随着东盟的扩大和环境的变化,东盟意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如何培养新成员国对东盟意识的深 度认同,如何应对日趋增多的跨国问题等。对泰国“灵活接触”政策倡议的个案分析表明,面对新的挑战,东盟老一辈领 导人仅愿意做十分有限的调整。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

东盟作为当代区域发展、全球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及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属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畴;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具有战略前瞻和积淀丰厚的特征、理论创新和多元互动的潜力,可成为撬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有效支点。作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试点,东盟学是以东盟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层次,基于交叉学科的逻辑和路径,依托东南亚研究的存量资源及多学科的既有优势构建的兼顾活态化、特色化和自主化的东盟学研究生态,形成交叉性、整体性和反身性互促的知识形态。东盟学的建设不但可回应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时代命题,还能在学、研、用的系统实践中推动完善全球知识体系,夯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智识基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东盟经济共同体": 必然性、可行性与挑战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东盟经济共同体"构想进行分析,认为首先应了解"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必须的选择;而东盟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则为"东盟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可行基础.但同时,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程度的差异、经济上较高的竞争性以及"东盟方式"也对其形成了一些挑战.因此,东盟最终会建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只是过程比较曲折.     

解析东盟共同体建设新思路

东盟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建设原则等作出了相关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东盟共同体建设独具特色,现有地区主义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完满解释.东盟共同体建设之路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新型地区治理实验,它给地区一体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以关注人的发展与安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在保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地区认同为特征。其建设思路如下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来促进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分块建设,扎实推进;走多元一体化道路;开放式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为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新的舞台;为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路,从而有利于中国地区合作战略的实现。     

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现状、问题与模式选择

在中国崛起和东亚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双边关系正稳步发展,但近年来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实施给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变数。中国与东盟应该加强经贸合作,巩固政治互信,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加强,将为中国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奠定基础,在中日互信关系降到冰点时,这种国际信任尤为重要。中国与东盟应在全面合作中建构新的共同利益,同时正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因势利导,选择恰当的政治互信关系模式。     

国内政治与东盟一体化进程

自东盟成立至今,尽管一体化有所进展,但步履艰难。其原因之一是成员国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脆弱的国内政治生态及敏感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导致东盟成员国在主观上不愿建立一种以让渡主权为特征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客观上不能提供一体化进程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核心推动力量,致使东盟内部分化加剧;统治集团的私利、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所导致的政治动荡都让东盟一体化进程面临重重障碍。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加强对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及其法律体系的构建已成为中国目前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防范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政治风险法律防范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提出了构筑中国投资东盟政治风险法律防范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兼谈美国重返东南亚对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影响

当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正面临着重重阻碍,主要表现为规范难以建立、制度难以生成和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单薄。与此同时,2009年后美国开始执行的重返东南亚的外交策略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基于此,本文认为,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性问题在于主导性国家的缺失;而美国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强势介入在短期内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推进,但长期来看却会阻碍主导性国家的确立从而不利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东盟"安全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

本文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分析为研究视角,概述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理论要义,尤其是建构主义重要的研究成果;阐释了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历程及其所依仗的重要的"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分析了东盟建构自己的"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及其根本解决办法.     

东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以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例

东盟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与此相应,东盟对原来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进行了微妙的调整,即疏远美日、拥抱中国.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与国际形势的变革、中美日三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对东盟外交政策功利性对比密切相关.对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应审时度势,利用契机,从经济、政治安全和软实力外交等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打下区域基础.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东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及布什政府的东盟政策

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东南亚是放在东亚的整体范围内进行考虑的,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政治、安全和区域合作四方面分析了东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布什政府上台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东盟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