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中欧和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前者形成了一种"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高;后者形成了一种"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低.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上述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等加以综合解读.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治理体制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有130多年的历史,该制度在总体绩效方面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这与它完善的治理体制密不可分。本文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总结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政府治理的边界只是在一个与时俱进的法制框架下进行政策执行和必要的监管,而保费的收支、医疗服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医疗费用控制的具体事务等则由社会治理机制来完成。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疾病基金协会和医疗服务各主体的协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平等、公开透明的博弈和协商最终达成政府卫生政策目标。目前中国医疗保险领域各方利益日益冲突,在政府要求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学习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及其适应性效率探析

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基本治理制度的整体浓缩与外在表征。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它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国家治理文明,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锤炼,具有"利益超越型执政党""追求民意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基于信任的有为政府"和"一元为主、多元合作的治理架...     

韩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新共识。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落实议程的先行者,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制度安排融入了国家治理进程。一方面,在国内层面确立了韩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和国家政策规划,体现了国际制度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内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形成基于全球倡议与利益共同体的框架模式,体现出行为体的自主选择性和与全球议题的关联性。可以说,制度内化和全球倡议成为韩国国内外政策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良好对接的重要支撑。     

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以“APP事件”为例

东南亚地区环境的恶化使该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环境治理的政府主导模式正向国家、公司、NGO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型。APP事件是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案例,在这一事件中,国家和公司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NGO成为引领环境治理的先锋力量。NGO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在推动国家与公司参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了治理结构的变革。APP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三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模式,使国家、公司、NGO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形成区域环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在合作联邦主义国家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传承传统思想资源、完善法律制度、开展民间环境运动、实现政党绿色转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社会整合,依靠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相互合作与互动而形成的。2002年以来推出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进展报告,对于德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转向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当今世界的绿色经济、绿色增长或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1989-2029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本文对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批驳了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而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在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是自我实现的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才会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否则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德国环境法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以空气污染治理为重点比较领域

现代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副产品,经由消费社会和全球化进一步激化,并将伴随着人类科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与法律发展的整个大环境和历史大背景出发,以空气污染治理为重点领域来考察德国环境治理,认为其坚持系统整体思维,以可持续发展为其核心理念是成功经验.具体理念体现在:以科技进步和法治完善为双轨互动机制,以最大的社会共识为合法性前提,以政府多层治理和国际合作为组织落实,以信息公开和标准体系为科技知识支撑.进一步到环境法治上,从传承、修正、协调及重构传统法及其制度出发,实现环境权益的私法救济向公法治理的拓展和转型.德国环境法治可概括出四个特点:同时尊重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以严格细分的环境许可审批来实现风险预防,以最佳实用技术作为许可的前提条件来引领绿色发展,从单独对点源排放进行监管向结合区域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转型,重视多层次治理和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框架下的规划制度的作用.我国环境治理正在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型,环境法治正处在动力转换和制度重构的转折点上,需要法治理念的借鉴、传承和创新,从体系框架和具体制度两个层面来完善环境治理,并且需要重视系统性理论和中国环境法治的艰巨性.     

危机的理论与理论的危机

本文介绍正统派与其他各种不同经济学派关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生成根源的观点,展示各种经济学派对IMF休克拯救方案以及东亚经济复苏政策的不同看法,探索东亚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paper studies Russia's Ukraine policy since the Orange Revolution. Russia's policy toward its western neighbor has evolved from unhappy relations with Victor Yushchenko to rapprochement with Victor Yanukovich and then confrontation over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change in Kiev in February 2014. The paper argues that Vladimir Putin's actions following February revolution in Kiev demonstrate both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lthough these actions constituted a major escalation, relative to Russia's previous behavior toward Ukraine, the escalation of relations with Kiev also reflected a broader policy pattern of Russia's assertiv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nations adopted by the Kremlin since the mid-2000s. What made Russia's conflict with Ukraine possible, even inevitable, was the West's lack of recognition for Russia's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Eurasia,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ritically important role that Ukraine played in the Kremlin's foreign policy calculations, on the other. The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ly grounded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s changing policy that emphasizes Russia–Ukraine–West interaction and a mutually reinforcing dynamics of their misunderstanding. It also addresses fou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and discusses several danger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美国宪法》批准史探

《美国宪法》批准史是美国立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宪法批准史的一些具体过程的探讨 ,对各州批准宪法的不同前因后果进行分析 ,从而审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new situation

Abstract

The setting up of the U.S.-Marcos dictatorship through the declaration of an “unlimited form of martial law” and under the fascist principle that “all power can be given to the military” has brought about a new situation. Through the crude employment of armed coercion, dictator Marcos as commander-in-chief has arrogated unto himself and concentrated in his hands all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All of these powers are used not only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New People's Army but also against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and all opposition to the perpetuation of a fascist dictatorship. Upon the setting up of this fascist dictatorship,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a civil war of a national scale have arisen. The entire Filipino people vehemently condemn the U.S.-Marcos dictatorship as anti-national, anti-republican, anti-democratic and decadent and are more determined than ever before to struggle for national democracy and, therefore, for a genuine republic that belongs to them.     

苏共丧权的教训

苏联剧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多种因素中,党是关键。苏共自斯大林确定党内领袖地位之后,逐步消灭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形成个人崇拜,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面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苏共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苏共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在苏联,成也在党,败也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