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地区既是国际安全研究的热点,也是区域研究的重要个案,"东盟方式"受到学界关注。"后殖民主义"和冷战研究的相关理论不足以解释东南亚的安全治理。鉴于此,文章把安全治理纳入区域治理研究的视野中,提出区域治理的概念和理论,结合区域建制、区域大国和区域连结之间的变量关系,来分析区域协调和区域管理机制在东南亚的运作。柬越战争和东帝汶危机是东南亚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事件,文章通过这两个案例分析了东南亚区域安全结构的演化并验证了相关理论,对影响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变量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学理分析。文章认为,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成功既是大国协调的结果,也是东盟建制化和安全化的结果,区域连结是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指标和评估依据。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国家能动性与公共卫生治理规范的本土化——以泰国参与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为例

公共卫生治理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充分体现了国际规范的核心特征和地区特色,有效推动了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地区内国家能动性是影响规范本土化的重要变量,公共卫生治理是国家能动性与规范本土化双向建构的结果。以泰国为案例,一方面,泰国在促使本地区接受国际规范核心特征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地区敏感性和特色,为公共卫生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思想基础、智力支持和遵约保障;另一方面,泰国也在推动规范本土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规范性权力和地区领导力,在地区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态。泰国参与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中小国家治理经验对于地区的重要性,也为优化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探索路径。     

东盟地区治理进程中的制度构建

新的治理理论强调参与、伙伴、磋商与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与东南亚推行“软”地区一体化相吻合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建立在各国和谐共生基础上的软治理模式日益成为地区合作的新动力。基于地区综合安全的思考,也需要在国际制度层面寻求构建东南亚自身的制度框架。     

东南亚海盗问题及其治理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南亚海域再次成为全球海盗活动频发的高危地带,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该地区的海盗活动呈现出与海上恐怖主义合流的新动向。目前的国际法体系对东南亚的反海盗行动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同时,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动荡以及领海争议也成为该地区海盗行为兴起的重要原因。目前东南亚各国与区域外大国已经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反海盗合作。本文旨在分析东南亚地区海盗行为的成因、类型及发展新动向,并在探讨该地区现有反海盗合作议程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内部合作、争取大国援助及利用国际组织整合资源的新治理模式。     

东南亚国家跨境烟霾治理评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烟霾污染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公共问题。为了解决跨境烟霾污染,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合作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签署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尽管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上付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跨境烟霾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东盟既有规范的制约,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方面尚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跨境烟霾治理成为考验东南亚国家地区公共问题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日本的东亚峰会外交:背景、路径与启示

每年一度的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成为东亚各国及美俄等相关国家博弈的平台。日本作为东盟最早的对话与合作伙伴之一,长期以来,通过区域、次区域及双边渠道布局地区外交,突出与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全方位关系"。在东亚系列峰会筹备、举办以及落实协议等各环节,日本已形成颇为有效的参与模式。     

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以制造业为主的部分在华企业逐步将产能转移至生产成本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国家,由此开启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序幕.对比发现,尽管当前东南亚在人力和物料成本方面较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仍存在诸多短板.鉴于域内国家经济水平和承载能力有限,未来产业转移如何影响地区整体产业发展与经贸合作,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与各国的互动模式.可以预见,新一轮国际产业进程将在后疫情时代的亚太经济复苏中延续,并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参与其中并扮演关键角色的中国而言,应当审慎评估区域发展合作形势并精准施策,在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平台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国家基于优势互补的产能合作,着力构建更具风险抵抗能力、集约化和协调性更强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转移良性发展并惠及各方.     

"9·11事件"对东南亚伊斯兰文化圈的冲击

"9·11事件"对东南亚的最大影响之一,是使该地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影响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进而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还有可能改变地区政治格局.     

泛伊斯兰背景下“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

"伊斯兰国"是当前世界上最新型的恐怖主义组织,尤以强大的渗透力、狂热的吸引力、广泛的传播力而著称。在泛伊斯兰背景下,"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外溢效应很快波及印马菲泰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国家,使东南亚迅疾成为"伊斯兰国"渗透的主要地区之一。"伊斯兰国"通过招募成员、媒介宣传、设立分支机构等多种渗透方式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严密的扩张网,使该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使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本研究就"伊斯兰国"在东南亚传播与扩张的主要方式、影响,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应对进行了必要的探讨。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     

中新合作中城市次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与作用——以中新广州“知识城”为例

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家一直面临权力收紧与下放、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协调平衡等发展战略问题。城市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承接者和开放战略的主要实施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随着东南亚地缘重要性的增强,中国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被赋予新的战略内涵和想象。中新合作是由国家主导,苏州、天津、广州、重庆等重要城市参与的合作模式,而广州参与的中新"知识城"合作特色明显。这种中国城市参与的合作模式与城市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凸显的趋势相契合,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分权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异性分权所带来的特有影响。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试论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现实基础、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

台湾和东南亚的关系与两岸关系及大陆-台湾-东南亚国家三方关系的互动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大陆实力的增强,因两岸关系对立而产生的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选择的政治难题已经消失,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先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从客观上弱化了台湾单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效应.由于以"东盟+n"方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导致两岸关系的恶化和多方关系的复杂化,因此,台湾直接参与已经开始实施的"东盟+中国"合作框架将更有利于台湾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各方关系的协调.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评析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政府基本都将反恐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优先议程之一。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原因，长期以来，东南亚可谓是恐怖主义活动多发地区，并被美国视为反恐的“第二战线”。而选择与域外大国进行反恐合作是东南亚国家进行有效反恐的主要路径之一。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主要通过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展开，以多边合作、小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为主要合作形式，以共同签署反恐宣言与决议、举行反恐联合军演、共建反恐机构与情报共享中心和反恐援助等构成合作的多重途径。历经20余年，这一合作逐渐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层网络化架构，并取得了诸多成效。然而，由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反恐目标与能力方面的不对称性、合作机制的低制度化以及和美国参与的间接性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仍影响了合作的深化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     

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比较研究浅析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就有很大差异。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传统、社会模式和世界地位,欧洲形成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宪政主义"的全球治理观,而东亚地区则更加注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力争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全球治理制度。随着东亚经济力量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上升,这一地区的全球治理意见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多重安全视角下的东南亚核问题

东南亚核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冷战时期主要带有传统安全的色彩,冷战后则呈现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交织.尤其是近年来一些东南亚国家着手开发核电,该地区的核问题更为错综复杂.从多重安全的视角来看,核问题将对东盟的区域治理能力构成一定的挑战.     

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评析

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日本既是战败国又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主权受限的现实使日本将参与全球治理视为保障国家生存与安全、重塑大国地位、应对全球秩序转型的有效手段。基于战后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日本以G7/8为核心治理平台,以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为重点领域,以地区发展治理支撑区域主导权,将本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以及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日本为维护大国地位,在全球治理中捍卫西方价值观和传统治理体系,其在经济金融、环境气候、地区发展等治理领域的立场政策全面倒退,从全球治理的先行和领导力量,逐步蜕变为保守力量。这从实质上折射出日本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遭遇的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构建大国地位战略失当和在全球秩序转型中定位矛盾的战略困境。     

试论古代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东南亚古代史》一书的结束语。《东南亚古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9世纪初叶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地区史,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既有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又有对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各民族宗教文化的阐述。作者们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9·11"事件以来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自"9·11"事件以来,为了配合其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美国着手对其东南亚政策进行调整,并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恐合作.本文主要分析了"9·11"事件以来美国东南亚政策调整的背景、内容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加强军事存在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