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政党政治演进与洪森政权长期执政

东南亚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普遍参考西方政党政治体制,建立起周期性、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有意通过政党轮替执政的方式,实现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最大化。1993年,柬埔寨也确立起以政党选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而在近30年的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柬埔寨并未出现多次政党轮替执政的现象。洪森领导的人民党政权始终主导着国家政治发展走向。通过进行政党内部调整,运用法律、政治和宣传手段,洪森政权有效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平衡对外关系,引领柬埔寨探求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树立起强政党与政治强人的形象。     

政党·公民社会·国家——以瑞典政党模式为中心

瑞典政党模式是北欧五国中最为典型的“五党制模式”。其政党体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政党组织文化 ,在组织模式上具有明显的二歧性。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道路”实验正在于试图克服这种二歧性。然而 ,无论是瑞典国家财政对政党的补助金制度 ,还是社会民主党的长期在位 ,都在客观上促使各政党组织与国家之间日趋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政党承担了国家的主要功能 ,代表群体性的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 ,从而为政治系统提供维持自身的正当性根基 ;作为交换 ,国家则为政党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和法律保护。瑞典政党组织模式的变迁相当程度上在于响应国家的“号召” ,而非公民社会对政治参与的渴求 ,也非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党作为政治代表机制的传统功能。政党在组织上日益成为一种“准”国家机构。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独立伊始,中亚就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西方主流学界创造了中亚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与命题,强调中亚政治分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夸大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甚至将新庇护主义模式作为解释中亚政治演进的核心内容,忽视中亚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制度建设与制度互融的成就。制度构建不仅是中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通过不断发明和建立新制度,同时将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融入正式制度,这些是中亚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中亚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s)发展模式:减少地方主义、族群矛盾以及部族政治给现代国家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吸纳地方政治精英以增强国家能力,发展象征符号来凝聚共识,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以重建合法性。中亚政治突破了制度正式/非正式二元逻辑,正在形成现代中亚政治。     

德国政党党内候选人推选法律制度研究:以联邦议院的选举为例

为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推荐候选人是现代政党参与民主政治的主要方式。德国法律对政党的党内候选人推选活动规定了比较详细的党内参与以及选举前后的审查制度。实现政党帮助人民有效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宪法功能,保障党员作为公民的选举权,这些都要求政党的党内候选人推选应当实现民主化,并需要国家的监督。但是为了保护政党自治自由,党内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国家的干涉。目前德国政党党内治理存在着民主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不同政党区别对待党员的选举权有可能损害选举平等权原则,在选举举行前对公民的救济机制存在严重限制。在选举后司法机关对选举活动的审查过程中,议席相关性标准是判断选举是否有效的普遍标准。对于党内候选人推选活动中存在的违法事实是否足以否定选举的有效性,目前在德国司法机关间还存在着不同意见。在法律监督作用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加强政治监督,以实现一个民主的宪法政党政治。     

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演变

引言现代政党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载体,发挥着提名政治候选人、选举动员和社会集团利益代表等重要功能。现代政党理论主要源于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19世纪以来的政党发展史的抽象与提炼。一般而言,根据其社会基础的不同,既有政党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     

怀旧式民粹主义与马科斯的家族政治传承——以202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为主线

在202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中，小费迪南德·马科斯高票当选，进行怀旧式民粹主义政治动员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小马科斯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关于老马科斯统治时期“黄金时代”的历史叙事，“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塑造了菲律宾人的怀旧主义情绪，而这种集体怀旧情绪被进一步引导为“我们”与“他们”对立的民粹主义政治态度，小马科斯被塑造成老马科斯的政治接班人和菲律宾人唯一的利益代表。进一步研究发现，怀旧式民粹主义实现了家族式庇护主义的回归，菲律宾的政治生活仍然由政治家族主导。     

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与政党和选举相关的立法改革。与普京一、二任期的政党制度相比,新的法律法规确实体现了一定的宽松性,俄政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政党。综合分析第七届杜马选举的背景和过程,可以看出,新法规也起到了为政权党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功用。强大的制度保障和稳定的政权党相互作用,使俄罗斯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以制度保障选举胜利,以选举胜利保障立法权,以立法权寻求更有利的制度保障。     

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

2011年杜马选举后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舞弊问题,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政治缺乏竞争的不满,是民众抗议的主要动因。对俄罗斯地区选举改革的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地区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对于"政权党"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扶持,这是政治竞争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了俄罗斯地区选举改革,目标是加强政党,尤其是联邦型政党在地区政治中的作用,降低地区政治精英的影响,维护联邦的统一和稳定。改革后,一方面政党作用得到大幅提升,国家稳定得到巩固;另一方面,地区选举制度从客观上对于"政权党"更为有利。比例代表制在地区选举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其所涉及的选举名单形式、选举保证金、选举签名、门槛线和席位分配方法等各方面因素,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为政权党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     

试论当代菲律宾国内的三种政治形态

菲律宾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一是传统庇护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相结合的政治庇护制,内部为垂直的金字塔式联结结构,主导其国内政治主流.二是南部以亲缘关系、地域分隔为基础的部族政治,其内部的分裂特质使其在与中央政治庇护制度碰撞结合时,极易诱发部族或家族间的大规模政治仇杀,2009年11月举世震惊的菲律宾政治大屠杀即为明证.三是以水平方向联结为特征的大规模民众政治运动,如三次"人民力量"运动及各种民众组织,由垂直政治庇护网络内部张力而致.分析这三种政治形态间的关系,可更加深入了解菲律宾国内政治全貌.     

卡特尔政党模式在德国的兴起及其动因分析

卡特尔政党模式是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其显著特点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以及政党之间的频繁联盟。因此,卡特尔政党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对政党作为治理工具特性的强化,以及对传统西方以"选举竞争"为基础政党理论的颠覆。从组织结构、社会基础、财政资助和政党竞争等四个维度出发,卡特尔政党模式显然已经在德国兴起。本文认为,选民代际更替和新社会运动对政党功能的部分替代是德国政党卡特尔化的结构性原因;主要政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结盟而非竞争的方式进行运作则是行动者因素;德国国内治理问题、外部环境压力以及政治文化的改变也是影响德国政党卡特尔化的情境因素。     

日本家族政治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后，家族政治开始在日本政坛出现，人们对日本家族政治开始关注起来。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后的38年间日本政坛大致经历了4代家族政治人物。在现任议员中“世袭议员”占了40％，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日本家族政治的形式在归纳起来大致为3大类：一是随同父兄进入国会、二是长期的工作上形成的信任关系、三是门生与老师的关系，当然家族政治也是按照一定原则形成起来的，其形成是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选举制度、派阀政治以及后援会的存在共同影响的结果。     

日本自民党的政党自律

在现代议会制民主国家中,像日本自民党这样能够占据绝大多数执政时间并带领它的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政党尚为数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自民党的政党自律密不可分。首先,日本式集团主义、等级观念和"间人主义"的政治文化,培育了自民党的政党自律意识。其次,自民党通过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结构,在保持自身纪律性、提高政治统合能力的同时实现了某种自律。再次,在政策制定和利益诱导等政策过程中,自民党建立了其自律机制。同时,本文还强调,日本自民党增强党内自律的精神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强化了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为地区和国际和平带来威胁。     

"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

本文在对"关键性选举"及其在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相关理论进行评介,并以此为分析框架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及其对美国政治进程和2004年大选的意义.作者认为,新政政党体制的解体使两党选民基础的社会和地理结构、选民的政党认同等发生了显著和持续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今美国选举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短期因素在美大选中的作用增大和造成两党在全国性选举中势均力敌的格局.2004年大选仍将是民主、共和两党间一场实力均衡的较量,九一一事件及布什政府所进行的反恐和对伊战争使美国全国的政治议程和选举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次大选的突出特点是外交与安全问题成为选举的主要议题.从美国选举政治的走向来看,在近期和可预见的未来仍难以形成一党长期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格局.政党选民重新组合和政党选民联盟解体两种趋向并存将长期主导美国选举政治的走向.     

东欧国家选举制度发展的民主化趋势

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充分保障人民代表权,是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根本特点。近二十年来,在东欧国家政治生活实践中,选举制度的这种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发展为一种民主化的趋势。本文拟对这种民主化趋势作一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 ,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体制研究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对外决策的核心机构。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渐成为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法定机构。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居于核心角色,也是对外政策的最后决策者。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力量,同时避免了各行政部门由于片面追求部门利益而造成的相互倾轧,保证了总统对外决策进程的控制。然而,在实际政策操作上,这种正式的决策程序需要与大量非正式决策程序及个人关系的交互作用,从而最终形成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体系。     

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制度

俄罗斯政党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它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若干阶段。普京执政两年多来,对政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政党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所提高,初步形成了由左、中、右三派政党组成的多党制格局。但是,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相比,俄国的政党制度还不成熟,仍有不少问题。     

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制度化与政治稳定功能

马来西亚的一党优势制适应性较强,尤其是较好地发挥了政治稳定功能,这与其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制度化是政党制度合法化能力的重要内涵,它能把共同的价值与规范内化于组织结构之中,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但马来西亚政党制度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在日益加大的政治转型压力下,有必要把民主化作为一种积极干预因素引入到制度化过程中,使民主化与制度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从而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建构更高水平的政治稳定.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价值的区分(1999-2003)

政党政治价值是关于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社会政治现实建设的基本概念,政党以其政治价值标准指导其政治活动的方向.本文拟从政党政治价值区分的角度以俄罗斯1999年和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为例对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发展进行初步探讨.直到2003年,俄罗斯各政党政治价值区分仍不明显,俄罗斯政党制度仍在发展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