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传统公私观看其近代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欧洲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背后是民族主义的竞争逻辑,因此它亦拥有巨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近代时期,东亚三国之要务在于建成现代民族国家以抵御外侮,但唯有日本获得成功,中韩两国均遭遇重大挫折。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韩两国与日本传统公私观的不同。在思想与政治上受到中国巨大影响的朝鲜王朝,其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儒家"天下为公"思想使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逻辑面前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但这种看似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普遍主义思想,或许却能够为解决今天东亚地区的各种悬案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形态的指导精神。     

邵仄炯的树与云

刚刚在文汇报"上海文化新人"榜单上看到邵仄炯的名字,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提到美术新人,人们往往会想到使用各种新媒体至少是各种西方艺术媒介进行的创作,以符合"新人"的表情与文化界定。所以"新人"邵仄炯则在这些新人中显得有些另类,因为他从事的是中国最为传统的山水画创作。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文化

20世纪俄罗斯的政治灾难,使得以赛亚·伯林格外强调"消极自由",但俄罗斯文化对他的思想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俄罗斯特殊的智性传统引导他进入了观念史研究领域;而面对多元价值与一元诉求间的冲突,19世纪俄国思想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为伯林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悲剧性价值多元论提供了最佳例证。他将这些思想家区分为"狐狸"与"刺猬",并充分移情于以富有现实感的赫尔岑为代表的"狐狸"。然而,对俄国保守派思想家的过度轻视也暴露出他的某种"刺猬性"。     

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

儒家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很大,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是新加坡现代化的动力所在,而只是推进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它被用以防治道德失范、建构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秩序、寻求政治理论支持、打造清廉有效的政府形象。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植入"孔孟的真精神",并对之进行选择性吸收,即将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来参考、择取和利用,并赋予儒学新的时代意义,这也许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出路所在。     

略论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

法国社会党在政治活动中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彰显了其特立独行,这缘于其身处法国这样一个浓厚国家主义传统的独特国度。与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本位相对立,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本位,在法国与自由民主观念结合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在法国,国家主义政治来源是其长期王权专制与天主教教权交织形成的传统;经济文化来源,宏观上是法国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微观上则与"马铃薯"式农民文化传统、原子化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有关。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强调国家权力、国家的意志能动性在实现其理想和主张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强调自觉避免自由主义化,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并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     

一块玉的精神分裂

"超越与反观:邱启敬(2006-2011)艺术展"由上海美术馆推出,虽然是一次回顾,但艺术家让我们看到了他近年来跨门类跨题材的创作现状,雕塑与雕刻是主要手段,但作品的呈现却极具现代精神。其中青花和田玉系列是新尝试的,却直溯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在     

从传统文化探析日本人的和谐观

日本传统文化不仅揭示了日本的历史变迁、社会风貌与生活艺术,更渗透着日本人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和"是日本社会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它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是贯穿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主旋律。纵观日本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的理念与境界不断缔造着"和"之韵与美,更构建着日本人的和谐观。     

错问诱导错答

在"六成受访者认为央企招聘很不透明"的论题下,人们很容易直线思维,强调央企招聘须透明。一个错误的问题,可能产生无论怎样回答都错误的结果。例如关公与秦琼谁厉害,例如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能到南极。这种问题,问题本身就不包含正确答案,而只是挖下了诱人误答的坑,正确的答案就是"问题错了"。这几天有报道说,一项"你觉得央企招聘透明...     

“诗的语言”与“史的气概”——论《强盗》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本文分析<强盗>的艺术性构成,强调其语言的运用与选择,并认为它在文本表现上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两者兼容,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尤其是"诗的语言"与"史的气概"两者之间达到了相得益彰的程度.     

公共美德的失却与美国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迈进

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很多人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坚持文艺复兴时代宣扬的以公共美德为中心形成的道德规范,对权力带来腐败时刻抱有警惕之心,竭力避免财富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分崩离析。因此,他们在选择共和制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这个新独立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受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与现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与独立后美国发展的大势不相一致。作为引领美国发展的决策者,他们不可能与这种大趋势相悖。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对现代工业文明逐渐认同的过程,其结果促进了美国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商社会。     

童年,何时再见

当社会培养的目标从君子变为公民,那么现代社会就已经把传统意义上关乎道德伦理的"教化"变成了只关心知识授受的"教育"。合上《再见童年》,看到封面上这四个字,心中还是觉得不甘,也许"再见",意味着还会有重逢的那一天吧。张倩仪女士的这本书很特别,既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研究著作,而是把近代一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封建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宗藩关系曾经维系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仍坚持"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提倡"和而不同".这一理念尤其体现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的主张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     

梅德韦杰夫“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评析

近来,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连续发表文章,就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出新的战略思考,其核心是建立新型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继续强调创新发展、确定优先目标等内容之外,梅德韦杰夫突出强调了"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思想。"去斯大林化"指的是什么?"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对于俄罗斯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一新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     

离开官位看官位

传统国家认为官员要以身作则,是道德模范,是青天大老爷,是阳光雨露,这是秦汉以后所形成的传统。现代国家的理念则是官员都要接受监督,并且还认为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儒家学说到了当代,大家只记住了后一句,并且身体力行的不在少数。为官几十年,辞官治学的凤毛麟角,王振耀就是这样一个"异类"。     

孙杨“耍大牌”的背后

孙杨在大运会上遭遇的尴尬,带出了体育明星是否应拥有自己经纪团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将涉及固有的"管理模式",其实是孙杨个人利益最大化与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冲突。日前,中国体坛"新一哥"孙杨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耍大牌",成为体育迷们关注的焦点。其母杨明对儿子的过度保护,再次引发了外界质疑。也许,孙杨的错误在于,让根本没有...     

“无”的哲学的现代意义

19世纪末,尼采曾预言之后的两百年期间,基督教的"神已死"与虚无主义的出现。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皆呈现出一种"世纪末日"般的混乱状态,犹如尼采的预言。因此,文章首先站在宗教哲学的角度,探究当今世界各个领域走向混乱的根源究竟何在,进而论述由西田几多郎、久松真一、西谷启治所提出的"绝对无""东洋的无""空"的哲学在日本出现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     

欧亚知识传统中“中国文明复兴”的不同面相——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反驳

支撑"中国威胁论"的知识论据,是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总结,它认为大国财富的增长必将产生军事影响,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以暴力方式颠覆既有的世界秩序。但传统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与东亚国家体系在结构上迥然不同,前者一向大国林立而且相互竞争,后者长期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封贡关系。它使欧洲和东亚世界在处理体系内部关系方面,形成了差别明显的经验传统,特别是对暴力的认知与运用上,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演进路径。这种历史经历仍然深刻影响着不同区域国家对大国"崛起"问题的感受和认识。中国文明复兴必须置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传统中,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与对待。     

20世纪初韩国的和平思想——日本的“东洋和平论”批判和韩中日间合作的探索

20世纪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伊藤博文政府为了建立"东洋和平"和西方势力抗衡,主张在韩中日之间开展合作。但事实上这种主张不过是把当时以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合法化的说辞。针对这一点,安重根、安昌浩、申采浩等韩国独立运动家指出国家正处于丧失国权的危机之中,在对日本主张的"东洋和平"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只有在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独立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东洋和平"。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合并韩国以后,申采浩、朴殷植等韩国独立运动家在指出日本合并韩国的非法性的同时,还强调韩中日等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性,主张韩国的独立有利于"东洋和平与世界和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柳麟锡在强调韩中关系在东北亚的重要性及中国作用的同时,还提出了韩中日三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朝着共生关系发展的构想。     

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

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议者,是较早将"印太"地区正式纳入官方安全利益关切的国家。将澳大利亚与印度或印度洋联结是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印的共同崛起、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中等强国"抱负是澳大利亚重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及其衍生出的北澳大开发需要是澳大利亚直接关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因素。此外,相对于"亚太"而言,"印太"的叙述框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缓解身份认同焦虑。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内部对"印太"的战略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亚太第一派"基本否定"印太"作为澳大利亚新的战略地理空间;"印太最小主义派"强调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维护"印太"均势;"印太最大主义派"强调中美日印的大国协调和共治;"印太功能主义派"强调减少能源和海洋安全联结产生的战略对抗,追求"印太海洋共治"。目前特恩布尔政府的"印太"战略思路倾向于"印太最小主义派"。探讨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的演变有助于中方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走向,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调整"印太"时代的中澳关系。     

保守理念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1889-1937年的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

1889-1937年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史上一个非常保守的时期.通过司法能动,最高法院在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两个方面将保守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州与个人(包括公司)关系上,它强调契约自由,阐发了所谓经济上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上,它强调州权,形成"二元联邦主义";外交上,它支持总统和国会对各自外交权限的宽泛解释,支持国会对总统大量而广泛的授权,一方面加速了从"国会政府"到"帝王总统"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所谓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世纪过去了,联邦最高法院又一次为保守理念所笼罩.历史性的分析也许可以有助于对今天最高法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