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南欧“巴尔干化”的历史解读

“巴尔干化”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西方对于伴随奥斯曼帝国崩溃出现在巴尔干的政治暴力、种族冲突和国家的分崩离析等现象的描述。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解读,“巴尔干化”既是东南欧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后要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在东南欧统治的要求相冲突的产物;同样,“巴尔干化”也渗透着欧洲列强的利益,反映了欧洲大国对巴尔干事务的干预,它是欧洲大国围绕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而展开角逐的产物。究其根源,巴尔干各民族背负着敌意、仇视和冲突的历史重负是“巴尔干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道仁礼”与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札"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西欧小国的“功能型中心”现象研究——以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例

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代表的西欧低地国家在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中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它们曾在欧洲大国权力角逐的夹缝中生存,而今却成为欧盟、北约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中心和西欧经济融合之都。实际上,在二战后的欧洲,低地国家最早引领了西欧联合并对其一体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们对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多当代重要事件表明,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低地国家虽然国小势微,但曲折的经历,造就了它们独特的战略智慧,使之崇尚大国平衡、国家间联合的制度构建,并且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和西方集体安全构建进程。它们见证并参与了欧洲国际关系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变革,是西方国家间多边政治合作机制的重要创设者,也是濒海欧洲地缘政治与战略格局的"功能型中心"。     

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尽管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已存在20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国际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考察了单极结构在体系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这种结构在单元层面造成的影响,尤其关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以及这种结构下主要国家的行为倾向。从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论述出发,本文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正处于弱化过程中,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削弱这一结构的基本动力。由于中国是单极体系下成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与美国之间构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为了摆脱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困境,中国需要采用各种战略手段以规避不利冲击和反应,保障国家的和平崛起。     

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

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构建了"干涉的权利"和"保护的责任"两套人道干涉话语体系,不断加强理论辩护,强化人道干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对现行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文章依据"话语主体一话语内容一话语平台—话语认同—干涉实践的基本逻辑,结合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干涉行为,对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构建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认为,西方国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本质上更多的是利益驱动下的话语建构而非基于真实的人道危机,其干涉不仅偏离了"捍卫人权"的根本目标,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危机。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扭转自身在人道干涉问题中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契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交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以多元的话语主体构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增强中国人道话语的认同度。同时,中国还应有效利用联合国这一权威话语平台,从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干涉实践两个层面介入人道干涉国际规范的构建,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回归过去的朝贡制度体系并以此作为其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以讨论王赓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起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检讨中国的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强调,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和行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往往使人误入歧途。本文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概念,表明国际关系并不总是一种零和游戏,其性质取决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同体现形式。从权力是一种非零和游戏的观点出发,本文讨论了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上的朝贡制度原则转型到今天的国际关系原则的,以及朝贡制度中的开放原则又是如何体现在全球化和开放性区域主义原则中的。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的全球治理和国家发展方案,它有两个主要对外目标,同时也面临着三大问题。为了促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并克服其三大问题,借鉴国际关系对冲理论,本文认为中国还应打造一个具有稳定性与平衡性的周边三环外交体系。所谓的"环"即是战略关系圈,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第一环在大国层面,第二环在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第三环在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层面。这三环根据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对冲原理相互连接、相互影响而构成一个战略关系网,这个战略关系网就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它是"一带一路"建设必要的补充与保障。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战略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俄罗斯相对力量的下降,使得旧式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秩序。但与以往的两极秩序不同,中美两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以"后现代的三角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非常具有"民主化"的特征,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各种三角关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规范结构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和体系层次来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行为体间的规范结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统一性规范"的研究。统一性规范兼具管制性与建构性效用,并使分裂格局中各分立政权进行"正统"身份的建构,使之保持争取国家统一的进攻性行为。基于以上视角,本文选取宋、明两朝的历史来验证统一性规范两种效用的存在。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战略逻辑有一定意义,有助于澄清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当代中国战略行为的误解,有利于我们论证当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与中国结盟吗?——俄罗斯国家利益与中俄结盟概率

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中国领袖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1921-1966年)

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交错。从孙中山"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换取苏联最终选择扶持国民党,到蒋介石骗取苏联顾问信任,并在崛起后迅速"变脸",抗日战争时期又力争"与苏共存",委曲求全至忍无可忍。从苏联亲手点燃的中共星星之火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发展成燎原之势,到建立新中国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愤懑,决心与苏斗争到底。如果说,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是: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选中了他;蒋介石对苏联的厌恶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那么毛泽东的不满,则是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却不得不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和在华利益的苏联交手,这其中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关键在于,他们在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作出了抉择,而结果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苏关系的走向。     

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实践中,各大国不断因时因势就其对外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新塑造.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力量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大国关系在变化中基本保持稳定,在竞争与合作中富有弹性,但同时大国间关系的复杂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如何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新课题.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出于对本国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通常选择"大国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根据不同标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同的类型。此外,小国实施"大国平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文章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应基于"多维度-多因素"视角;中国周边和前苏联地区的小国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不能将"均势"、"制衡"和"平衡外交"相混同。基于上述观点,文章探讨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马来西亚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实践,分析了马来西亚"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机、特点和条件,并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评估——历史经验、当前成果与若干不足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历经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冷战体系和冷战后体系四个主要阶段。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是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总体上以友好为主线、以和平为目的;二是中国的强大有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三是当中国衰落时,朝鲜半岛往往成为外部入侵的跳板;四是制度化的安排有助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五是适时调整外交政策才能够不断获得滚动收益。当前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成果,一是"北南并重"造就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独特政治地位;二是六方会谈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机制;三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经济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合作前景广阔;四是睦邻友好关系形成了良好的民间基础。不足之处,一是"等距离"外交带来了实质性差距;二是原则性政策突出,操作性策略不足;三是在朝鲜半岛事务沟通斡旋当中的桥梁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中朝韩三边关系缺少战略性的统筹规划。     

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台湾牌”:表现、意图与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打破中美多年来的外交惯例,频频出台公然背离一个中国政策的法案,有悖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不断,将"台湾牌"打至极限。特朗普政府"以台遏华"的战略企图十分明显,借此争取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稳步推进国家发展制造麻烦。此举会形成强大的反噬力,不仅无法干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相反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两岸冲突,使台湾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两岸局势失控的双重风险。美国也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既有悖于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不符合打"台湾牌"初衷,也可能助力其他次级大国趁机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使美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意图更加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