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航空业碳减排规则的国际法分析

欧盟《2008年排放交易指令》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进出欧盟境内机场的所有航班排放的温室气体量都将被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制。该项指令颁布伊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本文首先针对该指令本身的架构,分析了它在规制主体的合法性、规制内容的合法性、规制方式的合理性以及规制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讨论了该指令与国际环境法规范、国际民用航空法规范、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不兼容;最后,探讨了中国的应对立场与法律对策。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缺陷、制度变革及其影响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经历了第一、二期两个阶段的发展,将在2013年正式进入第三阶段。尽管欧盟在减排和市场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前两个阶段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也反映出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内在的结构缺陷。为了解决这些设计上的结构缺陷,提升碳排放交易体系未来第三阶段的可信度,欧盟通过修订碳排放交易指令对该体系进行了大幅度的制度变革。新指令的实施必将对欧盟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具体阐述和系统分析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缺陷、制度变革及其影响,并归纳其对中国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启示。     

论“欧盟航空减排指令”与国际法的冲突问题——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悖论

欧盟最近作出了暂停对进出欧盟机场的第三国国际航班实施“航空减排指令”的决定,一定程度地缓和了此前国际社会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欧盟仍然以欧洲法院关于“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的裁决为“背书”,坚持其单边措施的合法性,并且不排除未来有继续实施的可能。虽然欧洲法院在“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中曾裁定该指令并未违反国际法,但这一内部裁决并不能改变欧盟单边措施违反国际法的事实。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国际法要成为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需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欧洲法院基于“内向型司法”的倾向,对《芝加哥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进行了限制性解释,因而使国际法在“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中被边缘化。欧洲法院维护了欧盟法的“自主性”,但损害了欧盟“尊重国际法”的宪法性目标和原则。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在国际法上有充分理由抵制欧盟的单边航空减排措施。与此同时,国际民航组织应争取在年内就全球航空业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以避免欧盟重返单边主义。     

欧盟反市场操纵制度的变革与启示

欧盟将市场操纵作为一种市场滥用行为进行监管.近年来,为提高金融监管一体化水平,欧盟陆续通过了《反市场滥用条例》等相关法案,对欧盟反市场操纵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扩大了市场操纵监管范围,填补了对新型交易场所和场外交易金融工具、碳排放配额、现货商品合约与企图操纵市场的监管缺失.二是完善了市场操纵认定规则,构建了以市场操纵定义为核心、市场操纵征兆为辅助、公认市场惯例为例外的多层次认定规则体系.三是强化了市场操纵监管措施,完善了机构预警报告制度、监管调查权力、监管合作范围与行政制裁等方面的内容.值此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基本法修订之际,欧盟反市场操纵制度的最新立法实践可以为我国立法者和监管者提供有益启示.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影响分析:国外研究综述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是全球第一个跨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它的建立不仅为欧盟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碳减排任务提供帮助,也对欧盟相关行业企业的竞争力、电力价格、技术创新投资和全球碳市场等产生影响,这些都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这些研究成果做简要评述.     

欧盟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及其启示

由于欧盟共同市场和创新政策的需要,欧盟委员会《防止未披露专有技术和商业信息(商业秘密)被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的指令》(草案)尝试在欧盟层面协调保护商业秘密,统一商业秘密和违法行为的界定,并要求成员国提供共同的救济措施与纠正程序。欧盟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将作为制度样本推动商业秘密保护的国际协调。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和做法,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体系。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改革的内外制约及发展趋向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存在配额价格持续低迷的问题,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的改革都围绕配额总量的设定和碳价的稳定而进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改革受制于国家间利益分歧、欧盟机构协调以及企业立场等内部因素,同时不利的外部环境不仅没有给欧盟提供改革机遇,反而给欧盟的决策能力以及在气候政策上的领导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鉴于改革面临的困境以及碳价持续走低的问题,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未来改革趋向在于:合理设置阶段性减排目标,增强欧盟的行动力。其次,协调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与成员国形成充分的互动。再次,扩大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降低企业的履约成本。最后,从长期来看,欧盟日益重视新能源开发和能效提高,强化其气候政策先行者地位。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京都议定书》的一个有益创举。欧盟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最主要战略之一是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EUETS),一方面控制履行京都承诺的成本,另一方面为在2008年全球碳排放贸易开始前积累经验。本文分析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建立的背景,介绍了该机制的主要内容,评价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和气候战略,探讨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对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国内二氧化硫排放贸易的借鉴意义。     

欧盟反跨境补贴措施法律问题审思

跨境补贴具有资本流动的跨国性,包含跨境贸易补贴与跨境投资补贴两个方面。在跨境贸易补贴方面,欧盟反补贴实践引发相关法律问题,一是欧盟委员会引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11条将中国政府的财政资助行为归于埃及政府所为的适当性,二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可适用性。与此同时,在跨境投资补贴方面,欧盟立法动向引发的法律问题在于,《外国补贴条例》的适用是否会导致欧盟违反其缔结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对于欧盟反跨境贸易补贴措施,在中国企业寻求自身救济的同时,中国政府可推动制定规制跨境贸易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多边和/或区域规则。对于欧盟反跨境投资补贴措施,中国应与欧盟充分交换意见,同时加强补贴合规自查,并基于竞争中立原则完善补贴的国内审查制度。     

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

欧盟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对外经济制裁发起主体。囿于欧盟自身的特殊架构，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内容庞杂，涉众面广，主要涵盖法律、政治与执行三个层面，内嵌有基础及配套立法、决策程序、执行程序及各类制裁与反制裁机制。随着数次修法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该体系框架已基本成型并有效运作。不过，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设计并非完美无缺，存在决策不确定、制裁运作壁垒、制裁执行不一致、欧盟司法干预、对外制裁泛化等问题，这为受制裁影响的国家、实体与个人提供了反制可能。中国可适当吸纳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建构与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从国内国际两条进路加强反制裁制度体系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自身反制裁立法及配套制度机制，成立制裁与反制裁专门主管部门；另一方面，加强对国别制裁制度体系的研究，善用境内外司法手段、他方制裁体系自有漏洞等进行“非对称”反制，持续运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检验他方制裁措施的合法性。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随着2016年12月11日的日渐临近,关于欧盟能否如期以及如何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与政策争论日益升温。其最终结果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段的模糊规定留下了巨大的法律争论空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介入立法程序也导致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政治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美欧关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能过剩和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等。欧盟需要在遵守欧盟法律和WTO规则的前提下寻找某些替代性保护措施,以便在尊重法治与迎合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两手准备、有所作为"的策略。一方面,做好法律诉讼准备,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择机提起WTO诉讼或者欧盟法院诉讼;另一方面,采取外交、法律、经济等手段敦促欧盟根据WTO规则如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改变对华反倾销中的正常价值计算方法。     

从德国赤字超标看欧盟财政约束规则面临的挑战

在自主财政政策架构下,"成本外溢"机制促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顺周期"财政行为则弱化财政的"内在稳定器"功能,欧盟有建立财政约束规则的必要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了欧盟的财政趋同标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具体的和操作性较强的财政约束规则,其真正核心是强调财经纪律。2002年至2005年,德国财政赤字超标导致欧盟财政约束规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执行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催生了德国财政运行"拐点"的出现,德国的赤字率、债务率再度陷入"超标"困境。2010年,德国调整政府支出与收入结构,推出若干适应欧盟财政约束规则的改革措施。     

欧盟并购政策问题初探

1990年以前,欧共体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制度去检查和监管企业或个人的并购行为,也没有单独的权力机构去履行这一制度,欧盟委员会只是利用《罗马条约》第85和86条来对并购行为加以处理。1990年,并购监管条例即4064/89号法规生效,欧盟委员会又接连制定并公布了3个执行该法规的规范性文件:《关于申报并购行为的2367/90号法规》、《关于集中与合作行为的指令》和《关于从属性限制的指令》,它们与4064/89号法规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并购法律体系,成为欧盟委员会监管欧盟市场的并购活动、从市场结构上调整秩序的重要的法律依据。本文所谈到的欧盟委…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及其法律基础的适当性

2017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首部在欧盟层面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并且试图协调成员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条例草案。欧盟委员会背离原先处理主权财富基金的立场,将共同商业政策作为立法草案的法律基础,并且认为欧盟具有专属权能并采取共同决策的立法程序。对欧盟立法措施及其缔结的国际协定而言,法律基础的选择极为重要,不适当的法律基础将导致法令无效。鉴于外资安全审查也涉及欧盟资本自由流动规则,本文通过比较欧洲联盟基础条约和欧洲联盟法院的判例法,特别是2017年第2/15号意见来分析该立法草案法律基础的适当性。文章认为,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构成欧盟法单方面承诺资本自由流动的"后退"措施,其法律基础应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64条,而非共同商业政策。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与我国因应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实践中同时出现了“事实上的限度”以及“法律上的限度”。前者是指数字企业通过业务拆分、法人人格分割、法律选择与管辖权设置、专门化隐私政策安排等方式,将非欧盟业务与欧盟业务进行剥离并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标准;后者是指他国法律传统与欧盟规则的互斥、他国数字经济实际需求与欧盟的差异,以及一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需求对欧盟法影响的削弱。“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源于他国企业与政府对于是否接受欧盟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需防范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对我国的价值输出,“扬弃”式地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推行数字经济规则共建。     

欧盟的国家援助制度及其借鉴

国家援助是一国政府利用国家财源给予企业的支持。由于国家援助可能对市场竞争态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援助就成为欧盟竞争法的规制对象。修订后的《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7-89条针对国家援助问题做了规定。此外,欧盟委员会等欧盟机构在上述条约规定的基础上也通过了一批条例、指令和决定等;欧洲法院也积累了许多判例。欧盟的国家援助控制制度已比较完备,作为欧盟竞争法的一部分,对我国竞争法的完善颇具借鉴价值。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改革内容与法律应对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改革旨在实现政治目的之法律化。《对外经济条例修正案(九)》通过具体化公共秩序与安全标准,强化反滥用和反规避措施,以及严格化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程序性规定来加强对我国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的控制,同时存在诱发欧盟内连锁效应的制度可能性。德国法中的公共秩序与安全审查标准具有欧盟法属性,构成对设立自由抑或资本流动自由的限制,应受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作为法律应对措施,我国投资者应通过充分利用设立自由,实现法律身份本土化。个案中启动欧洲法院对德国审查机关限权措施违反欧盟法的司法审查,而交易方于并购协议中针对性地安排交易结构和约定保障措施则属于必要的预防与减损措施。     

欧盟证券交易中的利益冲突规范及其启示

欧盟证券市场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是证券法律规范不断完善、证券投资者受到更优保护的历程。欧盟证券交易领域的核心指令——《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较之其他涵盖利益冲突规范的指令（包括前身《投资服务指令》）,其利益冲突规范协调程度最高、防范管理要求更加具体。这些规范不仅协调了欧盟成员国证券监管的不同做法,促成了欧盟证券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而且在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基础上保障了证券投资者的利益。此外,这些规范对于完善我国利益冲突防范和管理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欧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与中国方案比较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提出了对WTO改革的设想。相较之下,欧盟虽然在WTO上诉机构危机及其处理上对美不满,但其核心主张与美国的核心主张具有相似性和兼容性,即反对"非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搭便车"和推行"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获得对欧美贸易的巨大优势等。中国的改革方案不仅关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生存,还一如既往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权利,而且着力反对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规则的引入。中国与欧盟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危机处理方面存在共识;但中国的改革方案与欧盟、美国的设想存在诸多差别。鉴于WTO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以及美欧中改革方案的差异,要真正启动WTO的改革,困难重重。     

欧盟绿色经济的创新化发展路径及前瞻性研究

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增长方式,有别于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经济。1989年"绿色经济"概念正式问世以来,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如何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理论问题。本文多维度阐述了绿色经济概念的产生及发展,分析了欧盟对绿色经济概念的认知过程,并提出欧盟发展绿色经济既有内在需要,也是迫于外部压力。本文认为,欧盟优先从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交易体系、低碳创新战略三大路径入手,推动绿色、低碳、节能增长方式发展,将有助于欧洲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在低碳化、绿色化、节能化领域占据主导权,从而引领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