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

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在解决南海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阿基诺三世当选后,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对这一现象,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与此不同,文章试图从菲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南海政策的转变。文章认为,受阿罗约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通过推行激进的南海政策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并借力民族主义打压阿罗约及其政治盟友,而在"反腐"与"民族主义"旗号下悄然进行的,别是一场服务于阿基诺三世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政治清算"运动。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美菲同盟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影响论析

从历史上来看,美菲同盟经历了从休眠到恢复再到强化的过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不断加深,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在协防南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并严格限制菲律宾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扩大化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政策背后的利益考量有所不同。美国的模糊表态使得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菲同盟的存在,同时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杜特尔特时期,美菲同盟会继续存在,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但是中菲关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和菲律宾手中。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南海问题风波迭起,在所有声称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的国家中,越南表现尤为突出。文章从中越南海争端的历史及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入手,阐述了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文章认为,越南南海政策转强与美国回归东南亚有关。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由中立到宣称关注航海自由,再到高调宣称美国支持多边解决南海问题,这些转变既向越南释放出可以对冲和制衡中国的信号,又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现实压力。     

黎刹的“遗产”与菲律宾“负面化”对华认知的转圜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举办以黎刹命名的、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来平衡或抑制菲律宾越来越"负面化"的对华认知,并借此丰富中菲关系的内涵,厚植菲律宾对华关系的民意基础,为中菲关系的稳健发展添砖加瓦。201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菲之前和访菲期间,高度称赞黎刹对于丰富双边关系内涵的价值,这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菲两国对于黎刹的共同记忆。菲律宾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是菲律宾对华关系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底子薄",更受到南海等问题的持续干扰。相比于任何其它双边议题都难以回避争议性这一事实,对于黎刹的记忆和纪念近乎"零瑕疵",堪称中菲双边唯一的共同话题,因而具备平衡并抑制菲律宾"负面化"对华认知的潜在价值。     

近年中菲经贸关系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因应之策

近年来,中菲经贸合作虽然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起伏变化的波及,但总体仍保持曲折向前的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以下特点:总体敏感但不脆弱,货物贸易互补性较强但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双边投资偏低且波动较大,中国在菲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增长明显但起伏较大,旅游业日益升温但存在不平衡性等。推动中菲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基础包括: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菲律宾在东盟内的竞争劣势,中国相对日美两国在对菲经贸中体现的竞争优势等。同时,中菲南海争端、两国间冲突的经贸政策则成为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菲应积极应对经贸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合作扫清障碍;通过渔业和油气领域的合作增加南海相关海域的稳定性,减少南海争端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干扰;提升两国互信程度以巩固经贸合作的基础。     

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美国智库的南海研究及政策影响评估——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例

美国智库间接影响美国的南海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长期关注南海问题,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分析该中心2009年至2022年关于南海问题的成果可以发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读中国的南海政策、分析中越和中菲南海争端、探讨美中东盟三角关系下的南海问题、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及明显的矛盾性,呈现出微观与宏观并重、意识形态性与客观性并存的特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之所以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其在研究独立性、人员流动、研究方法和公众参与方面的制度设计,这些举措对中国国际事务类智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2014年菲律宾政治、经济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4年,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因为"猪肉桶案"而引发剧烈震动。众多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高官被爆出贪腐丑闻。阿基诺因为"支出加速方案"被裁定违宪以及通过修宪以实现连任的企图而受到多方指责。经济形势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成果无法惠及普通民众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困境。菲律宾将中菲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程序仍在继续。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关系的增强进一步刺激了菲律宾敢于继续恶化中菲关系的冲动。     

菲华社会对“中菲对立”主流叙事的话语反制与舆论引导:以“南海仲裁案”前后为中心

中菲南海争端不仅直接冲击了菲华社会,也将其推向了紧张、对立的社会舆论之中。面对“中菲对立”主流话语的压制,菲华社会以华人报纸为依托,在“话语”和“行动”两大面向的舆论引导中逐渐超越主流叙事。通过构建“中菲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话语牵引,菲华社会在中菲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纠偏;同时,在“中菲共赢”的实践指向下,菲华社会以密切的经贸和人文往来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转向。“主题再造”的舆论引导是菲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善自身处境、推动中菲关系发展所探索的新路径,对中国南海主张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与大国崛起时代,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但这种战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表现,如制衡多于接触或接触多于制衡。文章试图以对冲的视角考察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并引入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分析菲对华对冲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中菲南海仲裁案评析

自从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事件”以来。南海局势动荡不安。其中既有中美在南海南沙、西沙海域的军事摩擦与对峙,又有中菲、中越围绕南沙、西沙岛礁权利和海上资源开采的冲突与对峙．同时还有中国同美、日等西方国家围绕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问题所展开的外交博弈以及菲律宾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围绕南海问题诉中国案所引发的法律纠纷。总之,尽...     

论当前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国际环境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亚太再平衡”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调整

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经历了两次深刻的调整。第一任期进行的调整以外交、舆论施压为主,主要是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布局下,基本上形成了南海政策的再平衡框架。第二任期的调整则加大了军事介入,加强了同盟体系和安全合作网络,并扶持相关声索国增强防卫实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得到强化,南海政策框架得以确立、稳定和运作。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本质看,美国主要是通过介入南海问题来制衡和管理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时,它也制造了中美在南海的"安全困境",政策本身也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     

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略预期、进取性战略预期和修正后战略预期;相应的策略选择为侧重温和软制衡或侧重强硬软制衡的对冲、侧重准硬制衡的对冲或硬制衡以及四种潜在的策略修正。菲律宾和越南2009~2019年南海制华政策的演变验证了这一逻辑。掌控南海敏感争议海域新的油气开发格局、积极应对司法化趋势并探索更加包容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深度塑造菲、越两国南海战略预期的重要着力点。     

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

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南海争端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本文概述了南海争端现状和各方对相关国际法律的不同解读,分析探讨了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原因、美国的立场政策、以及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当事国的影响。通过剖析美国因素,本文认为,美国对南海问题当事国相关政策或行动的支持倾向,客观上已使得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态势逐渐转为现实,美国因素对中国试图解决南海争端的努力形成一定的挑战。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