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中日关系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三种状态: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东亚也会相应建构为三种不同的状态:互为敌人的对抗状态、互为对手的竞争状态和互为伙伴的合作状态.由于未来中日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竞争关系,东亚安全的主流是竞争结构,只有在竞争中加强中日合作,减少对抗,东亚才有可能摆脱安全困境.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也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美两国间的协调和合作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严峻挑战。两国现处于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处理得当,这也将是中美合作的长期融合阶段。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保持良性竞争,推进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建立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与各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从单向消费者的视角更多地强调供应不足,这导致了诸多理论困境。文章认为应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双向互动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供应不足论旨在建构现有供应方对公共产品供应的垄断地位,消除潜在的供应竞争。从供应方视角看,公共产品供应面临的问题极可能是供应竞争而非供应不足;而从消费者反馈来看,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意味着各供应方均有比较优势,通过支持不同供应方的不同比较优势,消费者可获得最大收益。当前亚太地区二元格局正是公共产品消费者—供应方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上拥有比较优势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消费者的其他亚太国家不仅接受、而且试图强化中美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这为中美避免零和竞争提供了有益启示,中美可依据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建构亚太地区公共产品提供的分工与合作体系,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中国与东盟经济的互补和竞争及其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经济的互补和竞争关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中国与东盟经济之间的互补和竞争,是决定和制约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各国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的演进,双边经济关系发展中的互补与竞争呈现出一系列变化.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亚太大国关系与中国安全环境

当前亚太中、美、日、俄四大国已形成了彼此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大国关系.亚太大国关系的稳定和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走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应正确把握亚太大国关系的特点和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采用积极而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努力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共同利益,推动亚太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与中国结盟吗?——俄罗斯国家利益与中俄结盟概率

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