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日长期驻军政策的确定

在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政策逆转之后,为把日本纳入西方冷战阵营,保障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军方逐步形成了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的政策。但军方的主张遭到了力主对日尽早媾和的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因此,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和对日尽早媾和的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决策初步确定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不同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对美日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位,而且还表明亚洲冷战形成时期的美国对日政策是基于一种军事优先于政治的原则。同时,它还表明,战后美对日本本土长期驻军政策与美国对日尽早媾和,以及美日结盟问题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永久中立到依附美国——简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

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从非武装化的现状出发,积极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概而言之,其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决策层最终选择依附美国,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被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安倍内阁的国家安全政策走向特别值得关注。     

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

本文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的背景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特别是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影响入手,对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观念因素与实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肯定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只有结合实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力量对比的变化通常构成观念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实力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美日关系的变化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美国与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

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构建是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意图和目标就是:凭借强大的航空权力和综合实力优势,主导战后国际民用航空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拓展美国的全球航空利益。为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对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政策筹划与制度设计,先后提出了"罗斯福备忘录"、"3·24备忘录"等政策计划。此后,美国以其政策计划为基础,积极敦促有关国家参与国际民用航空谈判,最终推动了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美国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     

美印中三角关系互动与国际格局

中国和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一般认为,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国际格局的现状.但实际上,目前"改变现状"的国家不是中国或印度,而是美国.中国、印度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变与发展,不但引起三大国之间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的互动,而且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印美在2005年7月发表的关于核能合作协定的联合声明,成为印美两国关系互动中的一个里程碑,有可能对美、印、中三国的国家安全及国际格局的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但是,美、印、中三国之间过去的怀疑尚未完全消除,这有可能妨碍美印核能合作协定的执行.而且,即使核协议能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而最终得到实现,它也会带来改变现状的多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     

特朗普执政对国际环境的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广受关注的内政外交新举措,在多方面给国际环境带来新的变量和影响。在国际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加强关系性霸权而弱化结构性霸权,使得战后霸权国的国际霸权建设方向出现重要转变。在国际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策导向,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地区局势方面,特朗普政府集中精力个别解决重点国际问题,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局势形成较为有力的冲击。认识这些影响及其趋势有利于把握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和全球局势的变化与走向。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韩国对外ODA政策的背景与特征

二战后来自国际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有效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为韩国最终确立对外ODA政策奠定了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经历了很长时期才将对外ODA确立为一项根本的外交政策。战后朝鲜半岛复杂的安全环境压抑了韩国扩大对外ODA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韩国ODA政策是冷战后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韩国政府调整外交战略的结果，也是韩国谋求扮演重要国际角色，凸显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主体地位的根本手段之一。     

编者的话

大国战略竞争因其全球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走向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的研究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王浩指出,现有的解释大多着眼于体系层次,对国内中观层次变量的重视不够.基于此,作者将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指出不同时期美国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从而塑造出不同阶段美国的对苏和对华的竞争战略.这种内外联动的视角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美解冻关系时对日本问题的考量与角力

中美两国在解冻关系的初期谈判中,对作为"第三方"的日本各有战略考量。美国的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势力均衡,维持美日关系比改善美中关系更重要。中国的战略需要是免遭任何强权威胁,同西方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尼克松的谈判策略是给中国造成对美苏日的"三怕"。毛泽东则摊牌:中国根本不怕美苏日来华大打,已准备应付最坏局面。折冲樽俎之下,美中的共识是反对任何国家谋求亚太霸权,反对日本向本岛以外扩展军事力量、染指台湾和朝鲜半岛、插手"台独"活动。但对怎样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美中双方认识不同。美国承诺将阻止日本奉行损害中国的政策,但坚持认为现行的美日关系能制约日本扩张军力,而听任日本自立则将使其出现致命的民族主义。中国对废除美日安保体系的态度在疑虑中悄然变化。     

论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主视觉——“来栖·吉田公司”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二战前长期活跃在日本外交第一线,二战后,又在日本战败改组和重建时期,五次组阁并三度兼任外相,成为战后日本复兴与发展的奠基人。吉田茂的执政时期,正是本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日本面临经济复兴与国家重建与独立的两大课题。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军占领,旋即即又被冷战风云抛卷至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日本重建事业更加举步维艰。本文试图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同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相结合,考察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形成、实践及其影响。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战后美国对韩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政治影响:1945～1961

随着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 ,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韩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美援在亚洲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94 5～ 196 1年间 ,美国对韩经济援助总额超过 30亿美元 ,军事援助超过 2 0亿美元。① 本文重点分析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以及援助的政治影响 ,探讨美国如何通过援助的杠杆对韩国的政治格局乃至社会结构施加影响。一　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三次调整1 2 0世纪 4 0年代末期 :从救济性援助向复苏性援助的转变美国最初的对韩援助是战后对占领地区行政救济援助 (GARIOA)的组成部分。在 194 5～ 194 8年…     

美国与伊拉克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政策、进程与问题

在伊拉克扩展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重建目标之一。本文以美国在日本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为案例,对美国对伊拉克和日本的重建政策、重建进程等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影响伊拉克重建的诸多因素,如战争的性质、处理旧政权的方式、所处国际环境,以及伊拉克和日本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差异。文章认为,这些因素对伊拉克的重建进程都具有一定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裂、宗教和教派矛盾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等。     

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演变

随着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扩大和深化,库尔德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正式进入美国的外交考量。基于伊拉克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局势演变,库尔德问题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更具有长期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为起点,1991年海湾战争为关键节点,库尔德禁飞区设立为重要标志,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可分为海湾战争前和海湾战争后两大时期。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在该问题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本质上只是美国处理和伊拉克及中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美国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战略、中东利益、对伊拉克政策和地区形势的具体变化,不断调整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谋求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制约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共性基础

中俄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整合中具有制约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历史基础、国力基础和利益基础,是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制衡“单极化”的中坚力量。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