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大考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应对疫情实践和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从疫情防控实践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一是完善疫情发现、报告、发布方面的制度;二是明晰中央和地方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三是建立完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体系;四是完善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制度;五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六是加强舆情监测和网络治理;七是提升决策和执行能力。     

城市反贫困:政策比较与中国关怀

随着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转换,城市未来将成为贫困问题凸显的集中地,为完成城市减贫目标,必须回到城市反贫困的政策之中。当前中国在城市反贫困政策上存在定位偏差、目标偏差和执行偏差的情况,救助政策侧重于消极保护,救助对象范围较小,政策之间难以衔接。为解决这些问题,须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反贫困实践的经验,从定位转型、目标扩展和政策衔接三个方面入手,建设以积极支持为主要内容、以城市居民和新贫困群体为主要对象、"网式"服务的反贫困政策体系。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优势与制度逻辑

在党和政府的长期探索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及实践优势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从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在实践中具有执行环境和谐稳定、执行方案科学民主、执行主体协同高效、执行对象合作参与的优势。从制度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策执行优势产生的根本基石,党领导决策和行政体制是政策执行优势发挥的基本保证,政府执行的体制和机制是政策执行优势运作的重要安排。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中国减贫70年:历程、经验与意义

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70年减贫实践,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中国减贫的发展历程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减贫探索阶段、体制改革推动减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村级扶贫推进阶段、精准扶贫阶段。中国减贫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坚持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相结合、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坚持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相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外部帮扶与自主脱贫相结合。中国减贫具有彰显中国制度优势、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丰富世界减贫方案、推进全球减贫进程、创新国际减贫理论等重要意义。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内在图式

为了找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传递机理,分析新时代推动制度和政策的落实与执行的重要因素,并充分理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深刻内涵及运行机制,本文提出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概念——"政治势能"。基于此,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场域、时空背景和内在图式等三个要素整合在一起,考察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政治逻辑,以期建构一个解释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分析框架。     

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对于增强全党全社会的制度意识、强化制度执行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其中的深刻根源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时代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其相应的治理方式立足于中国实际,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当代社会,以人民为中心是形塑现实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巨大力量,不仅具有独特优势,是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统一,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     

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现实逻辑。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既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组织载体。民主集中制是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决策原则,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制度内核,同时为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提供强大的组织支撑,集中体现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构建"一核多元"的国家治理模式,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理念,提高以执政治国为重点的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强化制度执行的国家治理监督体系,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结构的伟大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利益代表优势、多党合作优势和民主协商优势,集中彰显了凝聚国家治理目标和道路共识、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国家治理效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需要秉持制度内在特质发挥执政党治理核心主体的坚定领导力,激发制度活力优化参政党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凝智聚力功能,巩固长期稳定和谐党际关系凝聚国家治理效能强大合力,提升制度执行力完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制度效能提升的三个着力点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显著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党的领导、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是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着力点。应以基层党建为抓手,不断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领导力与组织领导力;以协商机制建设为突破口,切实发挥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整合作用;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原则,落实科技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这些举措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和定型。     

制度执行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制度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培育现代公民文化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突破口。当前,我国许多领域制度执行中还存在制度本身设计不合理、执行主体搞变通、制度环境不厚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制度绩效。为提高制度执行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从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培育制度执行文化、厚植制度环境优势等方面寻求突破。     

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系统分析

作为中国之治的内在根基,中国制度内蕴多重优势因素,整体上可划分为基源性、运行性和保障性三层优势架构。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看,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主要基于三重实践模式,即执政党的"主导推动型"模式、民众的"参与推动型"模式,以及执政党同民众的"协作推动型"模式。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主导推动力和外部环境不断得到提升和优化,但在具体转化中依然存在精准性、规范性和协同性不足的现实短板。推动中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仅需要在政治系统的"输入"环节做好制度优势因素的转化发力,也要强化对政治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和实践衔接工作,并做好政治系统"输出"环节的反馈和评估,由此才能在不断提升内在转化效率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逻辑进路——以党内法规执行力为分析视角

党内法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这意涵着党内法规不仅对政党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通过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效力，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是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逻辑。在深入分析党内法规执行逻辑和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等路径，进而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变化、理念转型及理论概化——范式嵌入与法治保障

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有制度主义和文化解析两大取向。按制度主义观点,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最主要手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从系统思维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保障实践存在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治理转型、府际关系、治理体系及运行机制五个基本政策要素的内在结构、理论范式及政策依托的理念,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四大阶段的动态变化状况为研究载体,通过类比研究和逻辑推理,对中国社会保障治理转型的演进和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的八个理论推论。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脱离了法治保障嵌入的结构,而依赖于行政手段是社会保障治理陷入困境的关键致因。鉴于此,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应嵌入现代化的社会建设、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治理理念,通过法治保障增进制度创新,综合推动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的整体优化和结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