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冲突中抗议团体的政策角色分析——以台北宝藏岩聚落拆迁冲突为例

习惯于保持沉默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获得足够的代表性，以成就符合其利益的政策方案，攸关公共秩序的稳定、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府追求社会正义的能力。宝藏岩聚落反拆迁运动中，抗议团体的角色和功能凸现：在运动初期，抗议团体以及社会运动人士积极奔走，通过声援、支持弱势群体，推动政府对弱势群体的需求进行回应，甚至改变了既定的公共政策走向；在运动后期，抗议团体经历了从体制外进人到体制内的角色转变，抗议团体逐渐修正其激进主张，其功能也由社会运动的动员转到推动公共政策的实现。在整个过程中，宝藏岩聚落得以保存，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以照顾；政府通过吸纳抗议团体的呼声、对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进行回应、精细化其政策。从而提升了制度承载力，政府和特定利益主体之间、甚至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得以缓解。     

暴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基于对十起典型环境冲突事件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污染面扩大,污染程度增强,导致群体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事件频发.对近年来发生的10起影响较大的案例进行分析,暴力抗议环境污染原因主要有:GDP至上,漠视环境保护,乱上污染项目；政企利益勾连,政府为污染企业“撑腰”；政府环境执法不力,监管失职,监管失灵；政府、企业没有及时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民众合法维权受阻,被迫实施非合法方式自救；政府处理危机的方法不当,环境应急机制不完善.     

论公共政策的正义性

公共政策是政府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由于政治正义性的规约、政策自身内涵的公共性及其合法性的客观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坚持正义的理性诉求。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府而言,要提升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就必须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基础,提高公共政策的技术含量,强化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监督机制。     

政党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

在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各方面利益要求得不到正常体现，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地调节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使各方面的政治诉求、利益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释放，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执政党与参政党经常性的政治协商。使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之中，实现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多元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研究

建立多元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对于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多元环境治理体系需要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这源于环境治理领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延展新向度,环境治理效率应积极灵敏地反映政府环境政治力度两个方面。其可行性在于公众环境问题的非制度化参与提出新的治理模式选择,以及生态文明型政府与公众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关系两个层面。政府与公众有效互动应通过政府环境制度正义与公众生态美德的互动生成、政府科学环境立法与公众环境权益的互动生成、政府自愿性政策工具选择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互动生成等路径来实现。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性别政治正义视域下中国女性参政的阶梯发展实践

性别政治正义要求女性在政治权力分配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机会,意在构建制度公正和社会正义。通过考察中国女性参政的实践发展阶段,可以探寻通往"性别政治正义"的女性参政的阶梯发展道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安排下,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这种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只能作为第一阶梯的低层次诉求目标,随着政治民主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女性参政必然要从政策导向走向制度规范,这也正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第二阶梯,而女性参政最终目标是在尊重男女差异和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建立性别政治正义的价值体系,这也是女性参政发展的第三阶梯。只有将外在保障和女性主体内在参政意识和能力的提升结合,才能真正推进女性政治发展。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启示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模型的基本逻辑和观点是政治不稳定根源于社会转型,终结于政治制度化.撇开其意识形态的因子,我们依然可以从该理论模型获得启示,从而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要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政府能力方面,建构强大政府；政治体系方面,提升吸纳能力；政治认同方面,提升政治认同感.     

农民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及其应对

农民阶层作为我国的最大社会群体，是推动我国政治经济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不仅能够促进村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运行的合理化，而且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对农民合理利益诉求的回应力，更能够提升农民阶层对政府治理的认同和支持。     

政治正义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任务,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它的宗旨、任务和目标,都体现了政治正义的价值诉求。政治正义也对推进这一伟大事业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要求,主要包括:加大公共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重视涉及"三农"的制度改革与创新、维护和增进农民的合法权益。     

城市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困境与推进策略——以广州市D小区为例

随着城市发展与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开始面临更新与重塑的命运。以广州市D小区为例,通过对其更新做法与成效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小区文化认同度不高、居民自主性不强、社会组织能力不足以及协商共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是影响当前小区更新与重塑的主要原因,为此,应强化社区营造理念,以小区发展议题为核心,紧扣小区居民的利益需求,积极打造小区公共事务参与的立体化平台,并形成一系列长效机制,才可能实现小区的持续更新,进而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区共同体。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发展及其动力因素探析——基于浙江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研究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是公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活动形式，体现着公民与政策体系关系的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政策参与的方式、途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呈现四个趋向：公共政策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个别环节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到多元参与模式的创新。而决定了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力量的牵引，更是自身因素的推动，即经济发展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参与愿望不断增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进了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组织化进程；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公民政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智力条件。     

关于廉政主语革新之我见——撮论以“保廉”词组取代“倡廉”词组

以“反腐保廉”取代“反腐倡靡”是廉政话语更新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新时期廉政建设的人心所向。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保廉”比“倡廉”更为适应政治建设的话语诉求；更加彰显人民共和国的廉政意志；更加昭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以“反腐保廉”作为今後廉政建设的关键词，将是我国廉政建设与时俱追、开拓创新的强烈信号。     

邻避行动的内在运作逻辑及其回应路径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邻避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邻避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与动因。行为和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抓住居民内在认知、质疑、价值诉求、动机直至集体行动的运作逻辑,理清不同阶段邻避行动发展的驱动诱因,即政府与居民间信息不对称,居民对社会信任的缺失,政府对居民诉求消极回应,成本收益不公的理性考量,邻避行为的自发演进等,并采取建立政府与居民互动机制,重塑社会信任基础,注重社会人文关怀,优化利益补偿方案,及时规避邻避行动等有效回应路径,治理邻避问题。     

论中国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职能定位

中国政府职能划分普遍存在“职责同构”现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存在职责不清现象。作为与居民联系最密切的县级政府，在职能划分上存在诸多困境。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县级政府的职能困境和比较国外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的经验作法後，提出了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土应准确进行职能定位。     

干部考核作用下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动力机制及其优化——以A省B市生态环保政策执行与考核为例

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关系到整个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探求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是提高行政效率、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显示,鉴于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理性选择的多重利益诉求是其政策执行力的动力本质,认定与评价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工作业绩进而影响其多重利益诉求的干部考核,便成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动力作用机制。A省B市生态环保政策执行与考核案例进一步证明了干部考核的动力作用,也反映出由于干部考核存在不足而造成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梗阻的现实情况。所以,不断完善干部考核体系,有助于化解梗阻,调动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政策执行积极性,并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提供强大的动力。     

政府规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行政法的考察

经济行政法是法律层面重要的政府规制工具之一。我国经济行政法律制度在理念、体制及运行方式等方面仍有待改进。对经济行政法的考察既有利于政府规制公益和私益平衡下的正义诉求,也有助于经济行政法制变迁方向的导引。政府规制过程中经济行政法的政治一经济属性表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放松管制,实现经济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路径选择。     

议题塑造社区治理：需求摩擦的形成逻辑与消解路径——基于福州市S、F小区的案例研究

社区治理议题的塑造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刚性执行与建议倡导，内生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自发推动与被动执行，社区治理议题按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的强弱四个维度划分为摩擦四种类型，即议题推进、议题阻滞、议题排斥和议题忽略。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在出现作用不一致时将会产生需求摩擦，行政压力主导下的议题往往与居民需求产生冲突，形成议题排斥，需要依靠组织化的诉求表达，通过建立协商机制设置弹性空间以及塑造正式公约充分消解需求摩擦；而内生性需求主导下的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产生议题阻滞，需要凭借社区能人推动、协商规则的正式化以及外部权力结构的嵌入能够有效引导集体行动。基于福州市S小区垃圾分类治理与F小区加装电梯案例实践，探索社区治理议题塑造与摩擦的生成路径。     

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运行的政治分析

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运行的政治分析袁峰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运行过程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展开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行为，当经济政策运行带有某种政治目的或受到政治影响时，经济政策必然带有政治属性，具有政治工具...     

公平观念与城市化过渡社区中居民的利益博弈——以X市PN社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城市化过渡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城市化过渡社区的治理困境,一直是我国地方治理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首次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以X市PN社区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过渡社区中常住居民的公平观念及其利益诉求方式。揭示了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弱势力群体的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生存权利,在过渡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方式;并且分析了这些博弈方式背后的理性因素及其启示意义。研究发现:土地征用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侵蚀了过渡社区中居民的利益,违背了社区居民的公平观念,加上市场经济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压力,降低了基层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激励了社区居民的隐性抗争行为。只有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行为才能取得长久的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