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从理论上说,国家目标、地方政权行动策略与基层社会利益诉求这三者具有一致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应该是一种单向"授权与执行"的复制关系。然而,在执行实践中却并非如此,严重损害了基层社会的利益,阻碍了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必要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在理性化、制度化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新型模式。同时也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难问题对各级、各地政府而言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政策执行难的四大类原因:一是政策“先天不足”,质量不高;二是执行政策时投入资源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三是执行者无意或故意曲解政策;四是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接受度不高。解决政策执行难的对策,一是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政策质量,避免出台有“硬伤”的政策;二是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环境,避免单兵出击;三是合理兼顾政策调整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保证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长远利益不受侵害;四是提高政策执行者的能力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使政策执行打折扣;五是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使政策对象愿意接受政策,避免政策对象“不领情”。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能力提升研究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政府能力的高低.我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政策执行失灵现象.政策执行失灵对政府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完善政策执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必须树立执行理念,发展执行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推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大部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与整合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大部门制改革的实质不在于职能整合或职权分解,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促使决策权集中化,确保政策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中国大部门制改革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政策协同的结果,也是降低协调成本、构建决策中枢、精简政府机构的内在要求。大部门制改革的整合机制主要有机构合并、执行分立、议事协调三种模式。这一改革既要利用"改革之窗"推动机构重组,也要基于现实问题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并通过地方层面的政策试验积累改革经验。     

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

文章主要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差的机制性根源。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策运行的结果与政策本身的诉求相比,既有偏差,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些差异性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以指标考核为标准的政策执行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只对指标负责,而不对事实本身负责,但指标本身又无法穷尽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序列,这一序列与中央要求的匹配程度将直接决定政策实践的好坏。这些因素都是在当前的政策执行体系中无法消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政策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期性,呈现出"软政策执行"特征。这一特征摆脱了旧有的关于央地之间始终处于"收死放乱"循环的成见,还原了政策执行偏差悖论的客观存在,有效地解释了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原因。     

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切实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效能的依据和前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与公信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前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行体制封闭、执行者角色错位与越位、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失当、政治社会化机制缺失、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需要创新政治文化,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构建开放性的政策执行体制,完善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建立健全执行监督与制约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策目标的实现。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存在问题的系统分析

政策执行是目前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我国 ,政策执行的核心目标是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从政策科学理论体系出发 ,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农民的增收减负问题,一直是公共政策的重点.很多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在制定之初是科学、合理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与预期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黑龙江省为例,该省出台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可分为三类:一是加强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的;二是拓宽收入来源、保障农民利益的;三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执行环境不完善,政策的延续性欠缺;信息传递不通畅,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政策执行主体素质低,政策执行缺少监督机制;农民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实施的程度不够.促进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有效执行,要努力做到严把政策制定关,强化政策执行的效果,完善政策执行的评价机制,加强对政策有效执行的监督.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WTO审议:中国的好机会

4月19日至2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首次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正式、全面审议,适值中国外贸迅速增长、与美欧贸易摩擦激增之际,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WTO对世贸规则执行情况有三大监督机制,即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争端解决机制(DSB)以及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PRM)。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是永久性机制,是WTO根据世贸规则附件三,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困境及其解蔽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政策执行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机制、政策执行资源、政策执行环境等。目前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离政策宗旨的行为,利益错位和政策执行力要素缺失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必须通过架构和开通各种路径以实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博弈、网络结构与执行机制——基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策执行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呈现网络化特征,博弈和网络结构是理解政策执行的重要路径。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社会交易平台市场准入政策在执行中基于政府上下级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政府交易平台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分别构建了管理主导型、业务主导型、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在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拥有的较强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是推动政策执行的关键力量;在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虽然也具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但是社会交易平台的服务优势和逐利动机为政企合作提供了条件;在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中,监督部门拥有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威。因此,有效推动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的路径与机制有三种:一是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构建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管理机制效应以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二是在政企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构建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释放合作机制效能以带动政策执行;三是在强监督的推动下构建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监督机制效应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政策执行是行政管理的关键。制约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等。提高政策有效执行的对策有:提高行政管理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机制;优化行政管理政策的环境。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执行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利用作为委托人的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劣势、监管漏洞以及风险的分担机制,通过不作为、虚假执行和歪曲执行等方式,致使政策执行偏离预先设计的轨道,进而造成政策目标的落空或扭曲.本文将信息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的概念和理论引入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以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将地方政府虚假执行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称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均无法满足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的博弈策略.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的特征,具有层级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符合"智猪博弈"的特点,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则属于典型的"囚徒困境".笔者在对上述主体之间的博弈策略分别予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利益整合"理念为主线的规避政策执行中道德风险现象产生的机制.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选择--基于制度创新角度的探析

相对而言,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力还比较滞后,这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资源短缺、执行主体素质不高、执行机制不合理等因素有关。要提升地方政府组织的执行力,必须大力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包括重塑政府组织架构,推进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完善统筹各方的政府利益整合机制,同时必须健全政府的执行监控机制,培育异于官僚文化的新型政府执行力文化,等。     

提升政策执行力的路径选择

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自下而上"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四种行动策略。提升政策执行力需要根据政策内容的明晰程度选择不同的行动路径。当政策明晰时,提升执行力有赖于强化监督和问责机制;当政策不明晰时,提升执行力的根本在于提供激励机制,支持地方政府开展政策试验,在实践中形成可推广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