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走向“合规性监管”——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发展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双重管理"体制在有效稳定社会组织发展秩序的同时,阻碍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对"双重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以放松特定类型社会组织的登记、允许行业协会商会适度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综合监管体系等为主要内容,初步呈现从"掌控型监管"向"合规性监管"转型的趋势。当前,社会组织监管体制中仍然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备、准入管理未从根本上放松、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干预过多、同业监管难发展、社会组织自我监管动力不足等问题。"合规性监管"体制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改革的持续推进,需要建构以非营利监管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放松准入管理,发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为同业监管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放松竞争限制、促进社会组织自律。     

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监管与制度设计 ——登记制度改革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的实施,在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成立门槛的同时,对后续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中,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体现的是国家责任,具有制度基础性和政策导向性.登记管理机关、行业主管单位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行政监管的主体,对制度变更的认识存在偏差,加之法律规定的权责关系不清晰,合作监管机制不顺畅,针对社会组织行政监管的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行政监管需要充分挖掘现实问题、理性借鉴西方经验、全面梳理地方做法,搭建"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社会组织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     

扶贫场域内科层组织的制度弹性——基于广西L县扶贫实践的研究

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重构

正一、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评析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主管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天津市和平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新模式探析

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天津市和平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打造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主动对接社会需求,围绕群众生活中的困难事、操心事、烦心事,对社会组织进行孵化培育、引导提升、监督管理,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化服务。     

当代中国政治决策模式初探:构成、优势与不足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即执政党创议模式."创"意味着政党在利益聚集的基础上,承担着确定政策问题和一揽子政策备选方案的功能."议"是指政党通过其代表参与议事,即参与政策方案的提议、讨论和选择,从而完成政策方案的合法化过程.具体到政策议程、党政关系和党内决策上,这一模式包含了许多更为具体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政策代表性、稳定性、持续性和低决策成本上具有优势,但是在公众的参与程度、规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上还是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应急管理的基本手段,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危机的化解。目前,我国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存在缺乏强有力的执行组织、社会参与不足、执行手段单一、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建立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整合执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执行手段、加强执行问责,以促进政府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走向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要义

正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行政网络相对薄弱,需要强化政府在基层社会的行政网络来填补。在此背景下,单位制与街居制这两个由政府派生出的基层社会网络承担起了基层社会管理的职能:"单位"负责分配和管理的对象是在职职工和离退休干部,"街居"系统的工作对象是无业者和退休工人。在城市,我国普遍采取了单位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单位不仅仅是专业化的工作场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温州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共治理念的缺失、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乏力,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不到位与党建工作力量薄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一是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观念;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三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五是凝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虚拟社会管理二重性探析

胡献忠的"虚拟社会管理二重性探析"一文指出,总的来说,互联网主要是在公布信息、引导舆论、集结公众、实施监督等方面提供平台,发挥基础性作用。如何引导新媒体客观、全面地反映事情真相,如何加强青少年网民的网络公德建设和网络行为规范,如何引导广大青少年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有序社会参与,是各国政府都在备加关注并努力为之的事情。     

湖南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亟待解决的几个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湖南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与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参与问题，公众心理失衡与心理调适问题，社会矛盾冲突的源头治理与有效化解问题，公务员行为规范与作风建设问题，流动人口与特殊人群的管理与服务问题，网络虚拟社会的舆论引导与管理规范问题。认真调查研究，解决社会管理中存在重点难点问题，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推进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完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

正自2014年4月1日起,上海全市范围内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市、区两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近年来,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试点进行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改革,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将对中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带来深远影响,其重大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合法化和理性化。公民参与必须具有自愿性、平等性、有效性,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还存在着任意性、非透明性以及公民参与的不平衡和公民参与文化的不足等问题,必须完善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增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形成"善治"的社会治理理念。     

依法保障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行政化色彩严重、公众信任度不高、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因素仍然制约着其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而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社会管理力量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也应该依法保障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探索其发展的法制化路径,比如:进一步简政放权、依法监管、适度问责及法律体系的完善等等,只有依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依法治国。     

社会管理创新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管理"有广义与狭义两分的定义,说明"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社会自治",社会当以"善治"为目标,而"善治"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工作配合,即,良好的"政府管理"和良好的"社会管理"(社会自治)。而政府管理的三模式(霸道、王道、民道)理论,从理念、制度和政策特点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来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方向在于实现从"霸道"和"王道"向"民道"的转变,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务管理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即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依赖于三种力量和机制,即中央政府的牵引力,地方政府的内驱力,民众和舆论的外压力。     

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与公民政策参与绩效提升

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越来越重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集中表现。既然政策参与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益,那么现实中为何政府和公民都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受制于资产专用性。因此,基于"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特殊资产专用性等角度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缺失,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不足,专用性人力资产匮乏,特定资产发展滞后等。对此,应采取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加大政策参与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逐步加大政策参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投入;加强公民政策参与制度专用性资产建设等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对策建议。     

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基于法团主义的分析视角

社会结构转型客观上促使社会管理主体进行管理创新,也促使国家和社会对工会组织产生新的期望.依据法团主义理论,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顺应"强国家-强社会"趋势和工人多元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其目标应该定位在与政府良性互动和引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两个方面.在现有条件下,工会组织可以从工会干部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工会工作方式创新和工会组建形式创新几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