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行动者选择参与与否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里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就业风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模型与实证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就业风险是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且创新性地发现就业风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传导机制是间接的;基于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风险较大,形势不客乐观。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改善城镇就业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风险,以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性、平稳性和持续性。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二元结构也表现出刚性的发展态势,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凸显。其中,农村劳动力过剩与城市劳动力短缺共存,已成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社会悖论。在考察二元经济结构与我国劳动力转移两者关系之基础上,分析了基于科技进步的劳动力转移之影响因素。认为技术进步加快了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影响,教育水平是制约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为释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悖论,制定劳动力资源配置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参考。     

经济危机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掀起一波又一波"民工潮".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态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流.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使得这种"进城又离乡"的流动路径发生梗阻,大量原本外出务工的农民由于城市企业的破产、倒闭,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本文以此为背景,介绍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并提出了一些促进措施.     

劳动力转移的策略

据专家测算,按照我国农业目前的发展水平,农村有50％的劳动力和人口需要转移。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长期过程,政府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毕竟有限。最主要的是减少进入其他行业的障碍,减少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放弃歧视性的做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方便。同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我国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探源

我国农民工群体就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就业需求和就业供给不匹配,一方面是用工地区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赋闲在家,工作难觅。究其原因,主要有: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工资福利等就业环境落后致使务工缺乏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其诉求多元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央惠农政策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农民工外出成本增加,区域用工竞争加剧。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公务员廉洁收益的影响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简称OCM)源于西方企业实践,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在增进公务员廉洁收益进而预防腐败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OCM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企事业单位人员的访谈以及问卷调查,提出了我国国情下OCM内容的四维结构。OCM的理念和方法若被引入公共部门,其四维结构会分别在自我认知、职业培训、公平晋升和职业信息四个方面对公务员的现期收益、预期收益、廉洁的道德满足感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增进公务员的廉洁收益,进而产生预防腐败的效用。     

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基于1978-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各产业对GDP贡献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合理优化和升级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后,根据我国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针对性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降低了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 ,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 ,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实现制度创新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

农村劳动力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理论上,诸多学者都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过富有价值的研究。本文基于2007年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资料,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这一全新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成熟的核心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强,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弱;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在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以及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时,一方面要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力回流的共同影响因素,采取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以及所受制约因素的不同,对症下药,全面考虑。     

“民工荒”“涨薪潮”现象的原因与应对策略: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民工荒""涨薪潮"现象并非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所致,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两个标准: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是否全部转移到工业领域,二是劳动力短缺是否是"持续性、永久性"短缺。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全部转移到工业中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只是一种表象,是供给的暂时性短缺,劳动力供需的拐点即"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我国出现的"民工荒""涨薪潮"现象是由于农民工主体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人性化管理等方面期望远高于老一代民工所致,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缩水,出现涨薪的客观要求,并且,由于"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也助推"涨薪潮"。企业应针对"民工荒""涨薪潮"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用全面报酬的理念破解此难题。     

永州市农村劳动力外流趋势及其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结构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尤其是工农业生产都相对落后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更加普遍。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在给当地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以永州市为例,提出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促进外流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步伐。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也迅速向二、三产业部门转移。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很复杂，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劳动力不平等就业依然存在，如何逐步破解和消除，政府部门的决策和引导发挥着关键作用。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随迁子女教育需求探析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下个体的需求层次和价值取向日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单一的经济因素已经无法全面解释和表达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诉求。在追求个体发展的新时代,子女教育需求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且逐步完善的随迁子女教育制度、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农民群众教育理念的转变及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等因素作用的强化,使得此动因影响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得到加速推动。但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转移劳动力工作的流动性以及随迁子女薄弱的学前教育基础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随迁子女教育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当前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随迁子女教育,要进行顶层设计,以资源整合为手段构建多层次整合服务机制,并通过一定方式的增收渠道增强相应的物质保障水平。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困境和出路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呈现总量大、兼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省内转移增加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困境,需要加强制度政策建设来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创造就业机会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劳动力转移提供服务支持等。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与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本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务工就业。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30个省近2万农户的调查监测,2004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0260万人,比上年的9820万人增加了440万人,增长4.5%。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外出就业总量出现平稳增长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1992年之后,农产品供求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加上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迅速增加。预计今后几年,每年劳动力转移新增人数将维持在400～500万人左右,增长…     

从成本收益理论看土地腐败问题

当前我国土地腐败问题出现涉案金额大、情节恶劣、屡禁不止的特点,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可以得出我国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收益非常高,而犯罪成本,尤其是土地腐败犯罪人被抓获的几率很低,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理论的结论。因此可以考虑从土地制度上入手,变化城市和农村土地的管理和出让制度,降低土地腐败的经济收益,增加土地腐败的犯罪成本,从而遏制我国的土地腐败问题。     

发达国家的"监管影响评价"及其评析

在过去的20年中,监管改革聚焦于改善监管质量。作为智慧监管的重要工具之一,"监管影响评价"已成为国际监管决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监管影响评价"的理念,给"监管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推行"监管影响评价"。"监管影响评价"通过严格地检查一系列可选政策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给决策者提供是否和如何监管而达致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试图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设计出最正确的政策方案。"监管影响评价"实践背后有四种理论逻辑:授权、民主治理、理性决策和象征性政治。"监管影响评价"是循证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我国监管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监管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该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坚持理性导向,将"监管影响评价"内化为政策决策流程,增强决策部门间协同决策的能力及决策人员科学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