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利性对政策公共性的影响

“公共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公共性”的偏离必然违背公民意志,损害公众利益,扭曲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政府的“经济人”属性导致的自利性,常常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性”,本文意在说明政府自利性与政策“公共性”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体制上、政策过程中克服政府自利性,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公共政策的动态均衡:一个政策效能优化的经济学解释

公共政策的均衡是由主流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概念引申而来的,它作用于政策系统这一特殊领域,又与一般均衡具有相似性。本文以公共政策的动态均衡为分析视角,论述了政策均衡的经济学特性,并阐述了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指出政策过程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循环往复是政策效能实现阶段性优化的根本途径。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构分析

分析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构是政策分析的基本步骤。由于政策过程本身的“黑箱”特征，结构分析是极富挑战性的。本文即试图作一尝试，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构进行一番实证性的描述与分析。在逐一梳理了其中涉及的诸变量之后，又分析了这些变量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模式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公共政策:哲学解读与制度分析——论公共政策的自负、惯性、私利及其改进

现有公共政策的失误在最近的一系列社会重大事件中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其根源从哲学的层面分析在于现有公共决策主体的秩序环境、组织结构和超强制性地位导致的政策自负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公共政策的“锁入效应”和政策刚性源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政策惯性 ;而公共选择则从私利的方面考察公共决策权的寻租问题。现有公共政策的改进走向将是多元决策模型 :改革内容为 :重构决策权限 ,重设决策机制和重提决策绩效。     

公共政策创新的结构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是由科学、民主、艺术三大要素围绕利益的创造和分配所形成的平衡结构,三大要素相互作用形成规则、方法、权力三大实现机制。前者是政策创新的基本属性,后者是其活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创新是科学化、民主化、艺术化的决策过程。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发达国家的"监管影响评价"及其评析

在过去的20年中,监管改革聚焦于改善监管质量。作为智慧监管的重要工具之一,"监管影响评价"已成为国际监管决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监管影响评价"的理念,给"监管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推行"监管影响评价"。"监管影响评价"通过严格地检查一系列可选政策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给决策者提供是否和如何监管而达致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试图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设计出最正确的政策方案。"监管影响评价"实践背后有四种理论逻辑:授权、民主治理、理性决策和象征性政治。"监管影响评价"是循证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我国监管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监管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该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坚持理性导向,将"监管影响评价"内化为政策决策流程,增强决策部门间协同决策的能力及决策人员科学决策能力。     

公众参与政策过程:价值、困境及走向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公民民主权利相契合、确保公共政策对民意的有效回应性和科学性、实现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由于各方原因,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政策过程面临诸多困境,其出路是建立开放性政策制定模式,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确立公民的政策主体地位,营造宽容—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氛围,同时形成一套有效的维护机制。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改革途径探析

科学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元素,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科学的理据支撑。但时至今日,科学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使用却未如理想。作为政策制度的基石,如何确保公共政策科学化是世界各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议题。中国的公共决策体系与西方国家决策制度有明显不同,整个决策过程体现了高度的"内输入"性。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面临着易被个人和官僚组织影响、民众政策参与度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加强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     

政策研究的最优决策方法

政策研究的最优决策方法朱广忠本文旨在建立公共政策决策最优化方法的量化模型。一、量化公共政策决策的优化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二是所要实现的政策目标；三是设计政策方案并决策。（一）社会问题的量化。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复杂的，体现在...     

论完善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意义及其路径选择

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 ,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意愿的一般公民政治行为及过程 ;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最明显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保证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方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推进和完善公共政策参与必须从发展政策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策参与制度化等三方面来加以推进。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危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为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政策议程确立缺乏合理性、政策决策缺乏民主性、政策制定缺乏可行性、政策责任制供给不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灵活性,政策执行的监控乏力.     

政策制定过程的输入机制

政策制定是政府决策系统对已经面临的政策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犹如一个加工厂的生产过程:从原料的输入开始,通过一定的加工处理,然后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决策系统吸收了由于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政策问题,进行了一番“加工”“处理”之后,制定出一定的政策,即产出“政治产品”。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困境及其解蔽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政策执行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机制、政策执行资源、政策执行环境等。目前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离政策宗旨的行为,利益错位和政策执行力要素缺失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必须通过架构和开通各种路径以实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倡导联盟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子系统效应

倡导联盟框架是由保罗·A·萨巴蒂尔于1987年率先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成为政策过程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理论之一。政策子系统（Policy Subsystems）是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单位，而联盟及其权力博弈是其分析视角，政策取向学习则是其重点关注的要素，联盟之间通过权力博弈和政策学习实现政策稳定与变迁的动态演化。倡导联盟框架的演进经历了从起源到成熟定型的过程，其标志是概念框架图的固定，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基本假设、构成要素和核心命题。基于中国情境推进倡导联盟框架的理论发展、通过框架应用改善中国政策过程质量和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仍然是中国公共政策学者需要努力和坚守的使命。     

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制定质量的系统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制定质量必然是一项涉及各个要素的系统工程,但重点在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现代化的决策观念,营造良好的决策环境;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系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决策制度,健全运行机制。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协同结构的内容及局限研究——基于2000—2020年试点城市233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是涉及目标群体众多、相关主体多样，环节、流程和技术复杂，公众参与要求较高的一项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该政策经过在试点城市21年来的变迁和完善，呈现清晰且稳定的协同结构。这一结构既包含“目标—过程—结果”和政策过程等宏观内容，也具有科学的数据加以支持，还可通过多个指标测量其协同程度，但也存在一些特定的局限。因此，各级治理主体应规避“阶段式波动”带来的不利后果；着力制定清晰、可分解的政策目标以提高政策过程的精确性；避免发布主体割裂化和碎片化；促进部门联动、企业介入和社会参与的一体化协同程度；在充分释放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和新成效，为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同时，鉴于该政策的高度复杂性，也可为其他公共政策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和知识谱系。     

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

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于两大来源: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等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储量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公民切实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讨论特定的政策议题、协力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公民参与网络这个变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形成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政策议题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在网络技术、社会转型、民主参与和公共政策相互嵌置的情境中,其价值理念、运作机制、行为模式、发展态势等维度逐渐趋向现代性。在问题、技术、理念和利益多维驱动下,政治权威、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过程等政治机会结构因素发生变迁,导致政策议题建构权力分配格局变化,最终开启了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之窗。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实现基于政府主动适应和公民理性参与的双向驱动逻辑,要以充分信息和低度强制的"中心—边缘协商民主"为模式设计,从价值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发展取向等不同维度实施全面、持续和本质的现代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