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绩效的外部评价——南京市万人评议政府模式的研究

以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的着力点,可以结合南京市万人评议政府这一典型案例深入探究目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不足之处。并以“测评方法的应用”、“改善评议主体”、“完善评议指标体系”、“创新组织方式”四个维度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就如何优化地方政府绩效的外部评价模式提出相关引导性对策。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与社会

李洁芳的“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与社会”一文指出,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合作,两者双向互动。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公民社会是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动力,政府与公民社会互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斥吗？

从政府的性质、职能和国情等方面，论述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二者融为一体，不可排斥。对目前流行的要把我国“管理型政府”转变到“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的观点提出异议，并阐明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构建“管理、服务规范的廉能政府”的主要途径。     

政府廉政评价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

构建政府廉政评价的公民参与机制,可以促使公民建立对反腐倡廉的理性认知,增强党和政府廉政工作公信力,提升公民满意度。依据参与深度的渐次推进,公民参与廉政评价对廉政建设能够发挥象征功能、鉴定功能、诊断功能、监督功能、战略功能。案例梳理表明,在当前中国各地政府实践探索中,政府廉政评价已逐步从内部评价走向引入民意调查和第三方评估,公民参与正处于从"无效参与"向"有限参与"的推进阶段,只是参与式评价的政府主导色彩仍然浓重。要想进一步增强公民参与廉政评价的动力,使公民在廉政评价动态过程的各环节实现主体身份,关键在于激发被评价对象和参与者两个方面的内在动因,形成公民参与的拉力和推力,进而从"理念—制度—环境—手段"四维度构建公民自主、有序、有效参与廉政评价的合理机制。     

再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三需要”标准的撤销

近年来,“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趋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对“三需要”标准的撤销即是其表现之一。作为在立法之初被赋予“弥补主动公开不足”与“预防申请公开风险”预期功效的条款,“三需要”制度因其与维护公民知情权之间的矛盾而极具争议性,学界对于其存废主要存在支持说、反对说、折衷说、法解释学说四种观点。以保障公民知情权为基本导向,新《条例》撤销“三需要”标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于信息公开的公法依据、旧法的现实障碍、新法的正向效应三个维度。政府信息公开的进一步落实,需从当前的立法缺口、发展趋势及规范缺陷三个层次入手,强调知情权的独立地位,廓清信息公开救济途径的适用范围,以期政府信息公开沿法治轨道有序发展。     

契约经济学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述论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相容是造成政府公信力递减的主要原因.契约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契约关系.如果排除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仅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是天然的不完全契约,并且存在“目标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执行机制与激励策略修正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城市革命”与“政府革命”

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以“城市革命”浪潮的形式席卷我国,城市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战场;“包容性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经营三大理念将城市管理提升到新境界:城市革命必然引发更深层次的政府革命,政府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重塑。     

政府“掌舵”不需要“划桨”吗？

文章从政治体制、政府管理职能和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论述政府既要“掌舵”（决策、指导）又要“划浆”（执行、服务）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质疑美国学者奥斯本、盖布勒提出的政府“掌舵论”，并从我国国情出发，阐明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掌舵”、“划浆”优化高效政府的必然性。     

以"合作式治理"提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信任

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健康运作,巩固和提高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可以通过强化具有公共性、社会性与公民性的政府信任,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与思考——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为例

全国性和制度性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一些城市中开展的"万人评政府"活动,这是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要形式.公众参与政府评议工作的特点是:公众参与评议主体代表性加强,趋于科学化;公众参与评议内容更加广泛;公众参与评议形式更为多样;公众的满意度评议始终是评议的核心内容.但在现实中,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评议主体与被评对象信息不对称,有的被评单位过分看重评议形式和排名结果,公众被动参与以及形式参与,个别地方存在着评议成本过高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增加被评部门直接服务对象的参评比例;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能进行"满意度"评议;在有条件的地方,将评议重点转向着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提高评议问卷的专业质量水准;降低评议成本,提高评议有效性.     

构建政府行为约束机制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首次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他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牺牲品。”①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公共权力中心,同样需要对其进行权力制衡。否则,政府权力的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必将导致政府权力的泛化和异化。而且,这种权力的泛化和异化是以牺牲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合法利益集团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这样,也就必将使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心态、情绪变态和扭曲。同时,寻租活动、腐败行为里应外合,社会问题应运而生。政府失去权威、政府官员蜕化、社会处于无序化状态,甚至“国将不国”。因此,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要建立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以适应约束政府公共权力泛化和异化之需要。同时,现代政府公共权力的多元性决定了要建立多元的约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法律约束、社会约束、市场约束和金融约束。     

密尔论公民与政府关系及其启示

公民与政府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需要处理的第一大关系,两者之间的和谐状态是社会和谐十分重要的方面.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位转折性人物,密尔早在19世纪中叶就对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对政府形式的选择、好政府的标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公民与政府的权力划分等作过许多精彩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处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角色、构建和谐的公民与政府关系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公民本位：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思考

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对其所蕴涵的公民本位之伦理向度与价值选择进行深刻而理性的思考,是一项基础性的任务。从不同语境中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梳理、公民本位与服务型政府内在价值的逻辑、公民本位向度中服务型政府的原则考量和以公民为本位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现实路径四个方面展开思考,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政府绩效管理创新及其基本原则

政府绩效管理是指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职能时所取得的成绩和效益进行过程监控与结果评估的管理活动。它包括四个基本方面的绩效指标 (4E) :经济 (Economic)、效率(Efficiency)、效果 (Effectiveness)和公平 (Equity)。政府绩效管理创新应遵循四条基本原则 :在绩效管理主体上 ,专门机构进行绩效管理与公民评估并重 ,并以人民是否满意为主维度的原则 ;在绩效管理客体上 ,过程监控和结果评估并重 ,以过程监控为主 ,公务员个人评价与政府组织评价并重 ,并以组织评价为主的原则 ;在管理评估标准上 ,经济、效率、效果和公平并重 ,以效果和公平为主的原则 ;在绩效管理价值追求上 ,评估优劣奖惩与政府效能建设并重 ,以政府效能建设为主的原则。     

要“小政府”不要“弱政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好政府就是“小政府”而非“弱政府”。他认为，在区位优势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方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这个地方就能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促进经济繁荣。在中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一个好的地方政府形象是通过简政放权、规范管理、保障服务这三     

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综述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起源于西方，但是“服务型政府”概念却是我国学者的创造。关于服务型政府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公共”理论的界定、政府治理模式角度的界定、范式理论的界定、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维度的界定以及目标导向角度界定。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可归纳为：变革理念、引入战略工具选择、探索规范化的制度创新、引入社会化和市场化机制。对服务型政府的质疑和挑战则体现在：关于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争论、以及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异化等方面。     

创建"强化市场型政府"--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为市场经济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问题意识在我国的延续;我国政府职能的根本问题是要在后全能主义政治环境中创建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条件;“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想模式;当前,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公民社会以及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目标定位与指标体系

法治政府评价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导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衍生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的价值理性,体现结果导向与满意度导向,追求法治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评价应定位为绩效导向的目标考评,同时引入社会评议,推进评价实施权的外部化;在体制外部,应培育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服务于评价的目标及功能定位,指标体系被视为评价的核心问题,决定评价的科学性。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利用专家咨询调查,构建集客观指标评价、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测量于一体,包括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和结果满意等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及41项三级指标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检验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