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女强人”

"女强人"通常是对事业有成的女性群体的称谓,这个称谓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本位立场上由男性话语赋予和建构的,在肯定和称赞女性作为的同时,加载了更多的负面象征意义,带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男权话语下的"女强人",挑战了传统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权统治下赋予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在社会分层结构中被归为既非男性,又非传统女性的层次中,使"女强人"群体在社会交往互动中面临或遭遇诸多尴尬处境,而导致这些处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男权统治下的性别不平等。     

“性善论”与“原罪论”之人性超越比较

人性论是一切伦理的起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论"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影响深远。本文对二者在善恶的概念和来源、人性超越的途径和社会教化的方式等方面异同作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指出了两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的关系。     

“中国模式”讨论的哲学反思

"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因此,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中国模式"无疑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它意味着"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转变为积极表述。"中国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所以"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既是一些国家对"冷战"后国际社会观念空缺的填补,又是它们在对华关系上的一种敌对性文化选择。这些国家通过强调国家身份的差异性,污蔑中国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他们企图以"中国威胁论"这一观念来建构一个抑华反华的国际格局,以遏制中国崛起,防止中国成为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掣肘力量,维护他们既有的优势地位。我们对于这一阴谋应清醒认识,既要在国际观念和文化方面予以有力反击,同时也要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谨言慎行,以免给予其他国家指责的口实。     

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论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

"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但并未成为现实;"独立建设论"成为和平与发展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别于"共同胜利论"的"独立建设论"。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的转变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与时俱进,彰显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立足现实社会发展实际,应高度重视"独立建设论"的理论创新研究。     

全球化视野下社会建设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社会建设领域具有了多方面的全球化性质。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中国问题"不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在社会建设中要以全球化视野作为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日趋完善,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中国经验",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的规模、方式与效果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重要日子,对其纪念则成为党和国家一年一度的一次重要政治活动。建国以来,党的"七一"纪念活动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规模宏大、方式日渐完美、纪念效果日益张显。组织党的生日纪念活动不仅局限于一般例行的欢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纪念活动,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加强党的组织文化建设,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议会”

近代早期的英格兰,许多少女不能在最佳婚期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被迫成为单身女性。随着单身女性数量激增,她们在公众的眼中,从最初的社会受害者演变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女性缺乏婚姻伴侣问题,单身女性虚构出了各种请愿和抗争,同时幻想建立只有女性参加的"妇女议会",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而借助法律的手段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妇女议会"提出的各种方案,却因思想过于激进、内部矛盾冲突严重,兼之男性强力阻挠,最终失败。但作为少数极端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次特殊尝试,其表达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女性对父权制的不满与抗争。     

形象经济时代与价值理性迷失——从人到物“过度包装”的背后

当今社会,对形象的"过度"关注带来的从人到物的"过度包装"问题已成为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困扰的新的异化力量。剖析这种困扰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在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现代性全方位渗透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使工具本身成为目标,从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边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警示我们,无论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韩剧中的“灰姑娘”形象及叙事模式

在东亚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特别在韩国这样的父权制国家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生活范围受道德限制。随着女权主义的逐渐深入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作为韩剧编剧骨干的女性,作为独立的意识主体,通过剧本的创作,来表达她们内心对传统的反叛。在浪漫爱情剧中,这样的反叛着重被体现在传统灰姑娘型的女性角色当中。这样被变异了的灰姑娘便成为了现当代男权社会中女性大众的情感寄托和延伸。     

“和谐社会”的本质新探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在详细分析了当前"和谐社会"本质的几种学说后,认为不应该把"和谐社会"的现象当成"和谐社会"的本质,而应该把"和谐社会"界定为"法治社会",并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一命题,指明了这一界定为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着力点,为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的资源,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将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方案”话语影响力的价值、构成与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作为当代中国重要政治话语之一,"中国方案"凸显了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贡献中国智慧的责任与担当,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基础。价值表达力、目标说服力、协同合作力是"中国方案"影响力的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源于"中国方案"的理论特质、发展指向与实践特征。在提升"中国方案"话语影响力的过程中,其所代表的中国主流价值取向、中国国家立场也将彰显出更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更多的国际共识与力量。     

乡村想象与现代性的新“中国方案”——论新世纪乡村创业“新人”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新世纪乡村小说一定程度上沿用1950-1990年代乡村创业“新人”形象的人物模式。作家们结合具体时代语境，塑造了“扎根守土的在乡农民”“怀乡恋土的返乡能人”“新世纪基层扶贫干部”三类乡村创业“新人”形象，深刻抵达乡村发展前途与历史症候的内在根源，深入考察了乡村秩序中潜存的焦虑、征兆与冲突，思索并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出路与新“中国方案”。     

湘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品质

本文通过对湘籍＂奉献中国＂人物生平事迹综合分析,以及将17位湘籍＂奉献中国＂人物与其他76位非湘籍个体＂奉献中国＂人物比较分析,认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是湘籍＂奉献中国＂人物精神品质的超然境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是湘籍＂奉献中国＂人物精神品质的崇高风范;百折不挠的求是精神是湘籍＂奉献中国＂人物精神品质的价值归依。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民族复兴征程中,必须继承和发扬湘籍＂奉献中国＂人物的精神品质,将其化作报国之志、效国之力、强国之策。     

试析“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就是行政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利用诱惑性手段促使被管理主体违法并使后者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的执法活动。"钓鱼"执法有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非法之分。法律必须禁止诱生违法意向的"钓鱼"执法、公私利益掺杂的"钓鱼"执法、不计社会成本或未穷尽其他执法方式的"钓鱼"执法等,允许完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的存在,并在前提与程序等方面对之进行明确规范,使之成为要式行政行为。     

现代女性的艰难历程——浅析“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

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复苏。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从女性→人→女人的艰难历程。本文就此问题对庐隐、冯沅君、丁玲、凌淑华等“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女性形象作一浅析。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高校教学中的榜样教育研究——以“双百”人物为例

榜样教育是一种传统的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从"双百"人物入手,通过"双百"人物真实及鲜活的事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加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及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竞赛社会”中的“齿轮人”——资本统治权批判的哲学叙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部分将资本家比喻成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主动轮”,并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因此，资本家的私人消费也就成为对他资本积累的掠夺。这使得资本家必须履行其“主动轮”身份的义务，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不断轮转，并带动作为“从动轮”的劳动者。马克思“主动轮”的比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主体的“齿轮”本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机制下，资本实现了全方位的自由，而主体则被迫陷入自由陷阱，失去自由。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主体空场，即人的主体地位沦陷，全体人成为维持资本机器运转的齿轮。在此意义上，资本权力已然取代了全体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资本权力的控场。     

“大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阐释

"大同"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源头,但"大同"蕴含家庭伦理本位思想与产生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对话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从文化源头打通中国家庭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解读"大同"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物质基础、制度构建走向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