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网络回应的改进策略

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民意的社会影响力日趋增强。为顺应该趋势,政府开始尝试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网络沟通平台回应民意诉求。但是新媒体技术对政府而言是把"双刃剑",一旦网民的意见和诉求缺乏政府回应或政府回应不足、不当,极易激起民众在网络上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在"意见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模型、特征、问题及路径选择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是一个政治沟通过程的两个方面。网络民意的急需在回应,政府回应是政治沟通的关键环节;政治沟通的关键在信息,信息准确对称是政府回应的必备前提;网络民意的主体在公民,公民认同是政府回应的成功标志;网络民意的核心在利益,利益诉求是政府回应的切入端口;网络民意的媒介在网络,网络渠道是政治沟通的物质前提。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存在以下问题:回应力不足阻断沟通回路,信息不完备影响沟通实效,主体差异性导致目标错位,渠道不畅通造成沟通受阻。应对这些状况,就要做到:以满足利益诉求为重点,积极回应网络民意;以推进信息公开为突破,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以消除主体差异为契机,努力达成民意共识;以畅通沟通渠道为基础,保障民众的表达权。     

网络民主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网络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对政府回应既产生积极影响,如培养了政府回应理念,创新了政府回应手段,扩大了政府回应范围;同时,也对政府回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网络民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着政府回应内容,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发展问题束缚着政府回应能力,政治和政策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制约着政府回应效率,数字鸿沟现象的长期存在阻碍着政府回应的公平性等。因此,必须提高网络民主加强政府回应,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政府治理,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民主的范围。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改善了政府治理要素和政府治理结构,而且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和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一些问题,对已"格式化"的治理技术、行政伦理、科层法治和社会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挑战"和"人文回应"两个断面与四个角度来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在治理技术方面,面临工具魅惑和算法魅惑,需要进行理性回应;在行政伦理方面,面临人性冲突和道德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回应;在科层法治方面,面临关系失范和行为失范,需要进行规制回应;在社会安全方面,面临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需要进行责任回应。总之,完美释放"人工智能+政府治理"的效能,需要在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并作出有效回应。     

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基于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分析

政治系统理论为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提供了解释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问政系统面临的环境越复杂,政府回应的速度越慢。具体而言,网络问政事件的主题与公权力行使关联越紧密,事件活跃时间越长,事件活跃度越高,政府回应速度就越慢。此外,网络问政指向为群体或组织相比于指向为个人的事件,政府的回应速度较慢。基于此,为提高网络问政的回应速度,政府应及时把握网络舆情,掌控网络问政环境;加强内部规范建设,提高自身服务能力;灵活处理社会关系,建立"双线"联动机制。     

突发事故检验政情

辽宁盘锦田庄台大桥垮塌事故,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迅速“回应”:“初步认定,垮塌事件‘零死亡’”。 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是公众的需要,但是,在结论尚未证实之前,公众对这种迅速“回应”的真实性顿生疑虑。事实上,在事故发生后的57小时,下游30公里处浮出了—具男性尸体。 突发事故正在检验着政情。维护社会稳定和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本应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当情况还未     

和谐语境下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进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对长期以来履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观的反思与检视,和谐理念更加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原则、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问题,彰显了未来我国政府执政的民主与宪政蕴涵.为了切实地贯彻这些民主宪政理念,政府应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从宪政维度审视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流失

新公共管理采取了一些旨在增强政府回应性、责任性的改革措施;然而,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宪政维度来看,该理论推行的诸多行政改革理念在事实上对政府的"公共性"形成了挑战,造成了公共行政民主价值观的流失.如"政府掌舵"论弱化了公共部门的回应性与代表性;"顾客导向"理念促使政府逃避相关责任;公共利益"废止论"将公民的公共利益降格为副产品:企业家精神鼓励行政人员制造风险和规避责任;政府职能市场化容易导致行政责任的流失.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推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新思路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改革的重大课题,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事关民生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来说,推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以"回应"为着力点,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以"迅捷"为尺度,力争"跑赢"媒体与舆情;以基层政府为重点,创新方式和手段;以互联网为平台,充分"借力"新媒体;以专业化培训为先导,克服消极防范心态和本领恐慌。     

完善政府公众诉求回应体系,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九江市政府“民声直通车”为例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建设回应型政府,大体形成了以电话热线为主的民声快递模式、以民众参与为主的开放式决策模式和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网络问政模式等三种模式。江西省九江市政府以完善"民声直通车"为抓手,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在打造回应型政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应贯彻公民导向、顾客导向、结果导向的原则,在突出特色、解决问题、体现实效、赢得民心上狠下工夫,建立电话热线、网上问政双平台,融合民声快递、参与式决策、网络问政三种模式,打造全国一流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与地方政府有效应对

群体利益表达是群体利益协调的前提和条件。群体利益表达失范的发生与发展,是围绕行为主体权益的得失、整合和协调逐步展开的,反映利益诉求群体的共同期待。地方政府的回应方式、回应态势影响群体利益诉求行为的演进,失公、失策、失察和失时的地方政府回应是群体利益表达失范的推进因素。有效预防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地方政府应追求公平正义、承担社会责任和维护公民权;知民情,解民意,聚民智,拓展回应渠道;健全应急机制,提高回应效率,增强回应能力。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

网络空间已成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网民在舆情走向中是不可忽视的群体,政府希望通过回应和介入事件来缓解网民的情绪。但在实践操作中,政府回应未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会加剧冲突的爆发,将网民的舆论焦点引至政府自身,造成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本文基于对"雪乡"事件舆情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以过程视角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利用网民评论的主题和情感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对政府回应的反馈图谱。本文将数据文本分为政府介入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展开分析和探讨,发现政府回应与网络舆情存在逻辑互动偏差。政府管控与网民诉求之间、政府回应滞后与首因效应之间、正当履职与信任缺失之间的偏差,都会导致舆情向消极方向发展。     

公众回应性：服务行政的核心特征——服务型政府回应机制的流程与制度设计

"服务行政"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了满足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需要,政府首先就必须确立一套新型的区别于以往"政府本位主义"的回应机制,它以人民本位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为运行特征,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回应敏感度和回复有效度,明确了回应工作的责任.可以预见,新型回应机制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会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这一中国政府体制重要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的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在结构性要素上具有权力较为集中的特点,在体制性要素上也有一系列独特性。这样的政府间纵向关系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建设服务型政府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使各级政府能够有效回应和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推进行政管理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保持与提升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优势并克服其不足。     

电子政府的职能探析

随着信息时代发展而产生的电子政府(E-government)成了人们研究的热点,但是,对电子政府职能的研究却相对不足。政府的职能是政府在与社会、市场的互动关系中所具有的责任和作用。社会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政府职能有决定性影响和作用;信息时代的到来给当今社会带来了变化,也引发了政府为回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电子政府的职能问题。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公共利益：现代行政强制的逻辑起点——以责任行政的伦理精神为视域

责任政府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责任行政模式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必须回应和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新公共行政所主张的社会公平理念相契合。而现代行政强制作为责任制政府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之一,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的伦理缺失显然与责任行政追求公平正义、回应和满足公众利益诉求的这种"应然性"相背离。因此,现代行政强制,要从伦理的维度出发,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点上,真正合乎维护社会正义的正当目的,回应和满足民众利益,重塑政府行政的伦理精神,以实现现代责任制政府的精神底蕴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