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派干部的优势与农村基层组织关系探究——基于高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派干部和人才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逻辑起点,重点探讨驻村"第一书记"发挥自身优势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以中国医科大学选派干部在工作实践中的职能为路径和落脚点,全面深入研究高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的显性作用。本文认为充分发挥高校选派干部的理论优势、学养优势,实现派出单位党组织与驻派村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同时,在建强村党组织工作中"第一书记"不仅要起到指导帮扶作用,更要履行监督职能。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多重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破局现行的村两委班子乡村治理格局,高效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落地实施的重要举措。基于角色理论对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的国家治理代理人、乡村基层治理执行人和理性行为人的多重角色进行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因多重角色冲突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治理代理人却难以取信于村民、与村干部权力博弈引发基层治理难题、有限代理权力与无限职责间的冲突等问题。从多重刚性任务的角色目标定位、双重治理角色期望间的矛盾、项目定向任务的急迫性等方面,分析角色冲突背后隐含的原因,可通过多维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认同,提升基层治理自主性、避免角色冲突,完善权力清单下的角色管理等措施来进行调适。     

农村村级党组织与高校党支部共建的历史机遇探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村级党组织与高校党支部之间,能否借助驻村"第一书记"的桥梁纽带作用,开展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建"为原则的协同共建,是摆在基层党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通过基层调研,我们发现,农村村级党组织与高校党支部协同共建,具有现实重要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月饼瘦身"看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

地球资源的枯竭,人类的消费行为必然从奢侈到节约,"月饼瘦身"便是集中体现.从"月饼瘦身"可以窥见公共政策提倡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然而政策导向功能不限于此,政策导向是政策执行的先行者.政策导向需要扭转诸如奢侈浪费之"逆流",使政策执行从逆水行舟到顺水行舟,使潮流与政策一路同行.     

政策执行失灵与执政能力提升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政策执行失灵对党和政府领导发展的能力、推进民主政治的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中的“寻租”等腐败现象、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的流失、政策执行机制的制约和执行“时滞”等方面的原因。克服政策执行失灵、提高执政能力的路径,主要依赖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构建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和发挥民间组织的桥梁作用等。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浅谈政策有效执行的信任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得以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而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政策目标群体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社会公众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官员是否信任以及信任的程度,因此,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者的信任及其程度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     

政策执行缘何走样?——基于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案例研究

研究、探讨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破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维护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进而确保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内部层级间的互动以及基层政策执行者作用的发挥,鲜有研究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借鉴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以及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政策执行过程,构建包含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案例对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作用的发挥存在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包括:决策机构刚性考核方式给执行机构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机构与政策执行者的分离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政策执行部门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关于利益问题的调适互动、政策本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的显著影响。     

"齐抓共管"的绩效偏差及其变通策略 ——基于W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案例研究

"齐抓共管"意指将分散在不同层级政府和同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资源充分整合,形成合力,共同解决某些复杂的政策问题,化解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矛盾。对于多主体参与、多因素叠加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言,"齐抓共管"理应成为实现政策目标、产生预期绩效的有效方式。然而,在关键行动者缺失、注意力资源配置不足、避责心理、政策工具选择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策执行者倾向于变通政策目标,进而导致政策绩效偏差。因此,要以精细化治理为导向,通过优化政策方案、改进注意力分配机制、发挥政绩共容体的激励效应、创新治理工具等措施让"齐抓共管"更加高效。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治理策略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效。形式主义在扶贫政策执行中主要有"敷衍"式执行、"形象"式执行、"加压"式执行、"作假"式执行四种类型。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的内在限制性与调整不相容性、执行机构合力不足与"避责"外显、执行资源供需失衡与利用低效、执行人员权力能力式微与"趋利避害"心理、执行自然环境恶劣与"夹心层"压力是导致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关键要素。治理形式主义的突破点在于横向上加强文化与价值的认同、部门利益协调的均衡以实现部门间共治,纵向上促进扶贫政策信息传递的共享、过程监督考核的从严以实现层级上协同。     

推动政策的执行: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工作组模式研究

政策执行问题一直是各国都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对中国政策执行中工作组模式的研究表明,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为某项特定政策派遣工作组,会推动该政策得以有效执行。不同的工作组在推动不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下级机构那里,工作组有可能是能力提升者,或意愿改变者,或二者兼而有之。工作组模式在中国现行国家组织架构下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工作组模式应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构成要素之一。     

倾情书写砥砺奋进的这五年

<正>国家的伟大,莫过于以改革和奋斗成就逐梦传奇;记者的荣光,莫过于用笔墨和镜头记录时代变迁。记录老支书绝壁凿渠造福百姓事迹的短视频《大发渠》,上线3天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讲述广西南宁新平村驻村第一书记"白富美"变身"黑富美"故事的新闻报道,总浏览量超过1000万次……4月底,"砥砺奋进     

"红头文件"法治化探讨

"红头文件"在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等方面发挥着其他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性审视现有的"红头文件",发现与法律冲突的现象较多."红头文件"的法治化,必须完善立法,明确制定权限,规范程序制度和实现有效监督.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非理性因素对理性因素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政策执行主体应该全面认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坚持理性因素的支配和定向作用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政策环境,正确分析政策问题,适度运用非理性因素,科学地发挥其认知作用、选择作用、推动作用、调控作用和创新作用。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司法政策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探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政策执行者机会主义行为对司法政策执行的干扰,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一道挥之不去的噩梦,严重妨碍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以相关现象在民事"调解优先"司法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表现为考察面,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导致机会主义执行行为产生的主要制度缺陷及其作用方式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若干治理对策:构建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利益平衡机制;政策执行监控主体的合理扩容;政策质量的提高与宣传力度的强化。     

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的关键在于完善监督机制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而政策执行的效率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对政策执行的效率至关重要。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政策执行效率,其关键应从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以及落实和健全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等方面完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