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切实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效能的依据和前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与公信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前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行体制封闭、执行者角色错位与越位、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失当、政治社会化机制缺失、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需要创新政治文化,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构建开放性的政策执行体制,完善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建立健全执行监督与制约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策目标的实现。     

论公共政策的正义性

公共政策是政府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由于政治正义性的规约、政策自身内涵的公共性及其合法性的客观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坚持正义的理性诉求。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府而言,要提升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就必须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基础,提高公共政策的技术含量,强化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监督机制。     

公共政策创新的实现机制及影响因子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主体将无效、僵化的旧规则和组织体系加以扬弃。公共政策创新的实现机制主要有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影响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安排、政策资源、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     

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问题探析

在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时期,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是提高政策效率、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巩固政治稳定和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途径。当前,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需要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明确公共政策公共价值取向、强化政府公信力、建立公共政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提高公民参与政策能力等方面入手。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发展及其动力因素探析——基于浙江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研究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是公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活动形式，体现着公民与政策体系关系的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政策参与的方式、途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呈现四个趋向：公共政策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个别环节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到多元参与模式的创新。而决定了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力量的牵引，更是自身因素的推动，即经济发展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参与愿望不断增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进了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组织化进程；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公民政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智力条件。     

制度供给视阈中的公共政策滞后及其防范——以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政策滞后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供给理论视角并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滞后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创新意愿及供给能力的不足,政策需求主体的潜在政策需求未能转化为有效政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重设引擎机制,激发政府官员政策创新的意愿;完善决策系统与整合机制,提升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拓宽政策参与渠道,增强公民政策参与能力,以减少政策滞后现象的发生.     

公共政策制定要重视整体性和可持续性

美国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制定一项制度时,必须重视整体设计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确保制度的相对稳定;可交由第三方完成,使制度设计更加科学、更加专业,更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应广泛吸收公众意见,尊重民意、体现民意,增强民意基础;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运用立体方式整体推进,对于已经制定的公共政策,政府辅以相关保障和激励措施,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促使公共政策落到实处,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     

组合式公正观:我国社会公正原则的构建与政策达成

当今国际国内社会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观可以理解为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核心,不同程度地融合了儒家社群主义、中国现实价值取向和现代社会理念等因素的组合式公正观。在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实现组合式公正观的政策路径是通过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反馈等各个环节,追求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标,最终达到政策效果。以此种方式考察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可以得出我国现行住房保障政策在同时实现外部公正和内部公正的双重目标上,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政策终结:割裂与整合之间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缺少一种质问政府深层结构理性批判的传统,公共政策终结试图在政治体系的输出面上进行批判性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在权力结构博弈及适应性学习作用下,我国曾启动过三次集中的公共政策终结运动,短期内促成爆炸式的公共政策消亡,但却暴露出政策主导型管理模式下政策制定的扩张冲动与政策终结的滞后倾向。因此,必须围绕社会治理创新的战略目标,着重终结公共政策系统中的单向线性思维、改善公共政策主体品质、弥补程序正义欠缺,以促进国家、市场、社会及公民之间相互包容的共治生态。     

政治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模式——对浙江吉利、中国电信与海南凯立的案例研究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个创新不仅是技术上的,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它更应该是制度上的.鉴于政府对企业的巨大影响,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政府行为方式等的改变)在我国尤为普遍和突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三个案例企业--浙江吉利集团、中国电信和海南凯立公司的制度创新的分析,在研究了我国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基本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实践迫使政府追认的制度创新模式、借用社会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和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这四种制度创新模式的优点、缺点、所针对的制度类型、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和关键的成功因素,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企业应该优先采用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谨慎对待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该研究对于理解我国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从问题认定和整合、进入政策议程到形成政策方案,是一个生动的过程。这个政策形成机制,与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相区别,实际上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领导人的认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公共政策负排斥:特征与类型的探讨

公共政策负排斥具有多向度、动态性、相对性、能动性等特征。公共政策负排斥可分为五种类型:(1)以政策过程来划分,可分决策中的负排斥、政策执行(或再决策)中的负排斥、政策评估中的负排斥、政策终结中的负排斥等;(2)以排斥动机来划分,可分自觉型政策负排斥与不自觉型政策负排斥;(3)以影响方式来划分,可分为显性政策负排斥与隐性政策负排斥;(4)从排斥结果来划分,可分为政治性政策负排斥、经济性政策负排斥、文化性政策负排斥和社会性政策负排斥等;(5)以排斥机理或排斥方式来划分,可分为政治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经济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社会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等。公共政策负排斥的特征显示的是公共政策负排斥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机理的本质。对公共政策负排斥的类型进行科学的界分是进一步开展公共政策负排斥防范与治理的基础。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

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于两大来源: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等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储量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公民切实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讨论特定的政策议题、协力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公民参与网络这个变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形成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虚拟社会管理实践创新机制探索

互联网作为一种交互性很强的媒体形式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理论视角,从网络政治学的角度看,虚拟社会的政府的政治走向是增强社会团结敏感度和提振政府公信力.政府加强虚拟社会管理的实践创新机制是建立网络舆论分析机制:创新网络政务工作机制；推动政府公众互动机制:统筹政策制度生成机制.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问题界定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问题界定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实现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回归,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问题界定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网络媒体条件下的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网络媒体所独具的外部性以及网络开放交互的本质性特征给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带来了冲击与挑战,网络媒体条件下政治参与机制形成的网络政治,成为了公众与政府重要的互动平台,也成为了政府制定和公开政策的一个新路径。但是网络媒体条件下的政治参与也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挑战。政府只有充分认识网络媒体的双重属性,并加以合理的运用,才能使网络媒体更好地为公共政策制定服务。     

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应急管理的基本手段,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危机的化解。目前,我国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存在缺乏强有力的执行组织、社会参与不足、执行手段单一、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建立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整合执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执行手段、加强执行问责,以促进政府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