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家秘密”的界定问题

现信息公开处于宽泛的"国家秘密"概念影响之中。我国目前关于国家秘密的界定过于原则和宽泛,几乎将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纳入了国家秘密的范围。如果不对国家秘密做出具体明确的界定,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效果将会因为国家秘密概念过于宽泛而大打折扣。因此,信息公开制度实践的有效展开,有赖于对国家秘密概念的适度界定,如果国家秘密概念过于抽象或不确定,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第三方评估: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三方评估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具有评价、引导、激励、预防等作用。由于起步较晚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实施第三方评估存在种种障碍:慈善组织行政化增加了第三方评估的难度;第三方机构力量弱小;慈善信息不公开;评估的权威性不足;设置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比较困难;相关制度不健全。破除第三方评估的障碍,应从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做好慈善信息公开工作、培育第三方机构、维护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构建第三方法评估与政府评估的互动关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     

公开的秘密与秘密的公开

公开和秘密本来是一组相互对立又相互排斥的概念。既然是公开的,就不是秘密的;秘密的一旦公开,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然而正像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千奇百怪的事情一样,公开的秘密——这个信息王国里的怪胎,也一直存在着。所谓公开的秘密,一是本来是秘密的,因为保密网不健全,“跑、冒、滴、漏”,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公开的秘密;二是本来不是秘密,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遮遮掩掩,弄成了“秘密”,结果也还是公开的秘密。把不是秘密的乐西弄成公开的秘密,目下经常可以遇到。宁     

信息公开: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突破口

信息公开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面临一系列障碍:慈善组织行政化增加了信息公开的困难;非竞争性原则使慈善组织缺乏信息公开的压力;慈善组织运作不规范使之对信息公开持抵制态度;信息公开的成本使慈善组织缺乏信息公开的动力;政策法规不健全使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缺乏制度保障。推进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应当从明确信息公开的重点、构建信息公开的网络化平台、建立慈善信息公开的第三方监督机制、保障公众的信息公开救济权、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化法制化等方面入手。     

中英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比较分析

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是一个理论和现实层面的紧要命题。在政府信息公开中,中英两国例外信息的界定方式、保密审查规制、保密内容甄别、审查工作流程和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比较分析,提出提升信息公开立法层次,构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采用列举方式界定例外信息,有效约束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设立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等建议。     

言息公开法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浅议

国家安全例外是信息公开法公开例外的一种。国家安全例外可以细分为国家安全、国家防卫、国际关系和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国家安全例外的保护机制有损害测试、公共利益测试、部长否决权制度、存在与否机制等。我国应在未来的信息公开法中对国家安全例外进行立法,通过严格界定国家安全,引入损害测试、公共利益测试和存在与否机制来对国家安全例外进行周到保护,并同时实现信息公开的最大化。     

论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困境及出路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该权利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发挥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消费者组织和媒体因为利益考虑和体制约束,对应当向消费者公开的信息而未进行公开.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当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发挥媒体、消费者组织等民间力量在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的作用.     

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道德风险及其防控策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逐步运行,定点医疗机构乱检查、大处方等道德风险问题凸显.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原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只有通过建立公开的信息制度,强化第三方监管控制等多种策略对风险进行防控,才能保持新农舍制度的稳定性,实现少数民族聚居区广大农牧民的健康权,保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与和谐的发展.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文化的缺失与重建——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依赖于软性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文化依赖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框架。阿尔蒙德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其中,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是一种秘密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公开文化,正是这种作为公开文化的公民文化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石。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文化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层面的表现为:崇尚权力,作风官僚,空间封闭;在公民层面的反映则是消极服从,态度冷漠,关系离异等。这些问题正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有效实现的重大障碍。因此,要促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开展,需要改变原有的秘密政治文化环境,重建一种公开的政治文化。     

第三方参与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估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全国各地陆续尝试推进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制度创新,该项工作在取得诸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有效引入第三方评价是其中之一。结合委托—代理理论、财政透明度理论、360度评价理论等分析可以看出,第三方参与专项评估具备学理基础;对相关政策的分析也发现第三方参与专项评估具备政策支持和法理依据。基于此,有必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第三方参与专项绩效评估的制度设计:夯实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和第三方参与的法律基础;明确第三方参与专项评估的价值导向与参与范围;强化第三方评估的沟通桥梁作用和自身公信力;建立第三方储备机制和竞争机制,支持鼓励第三方主体的发展;选择机制,科学设置第三方参与专项评价的工作流程;构建第三方评价的质量监控机制。     

民生权适用中的核心问题研究--由排除妨害纠纷案件引发的思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生保障始终是重要的社会任务。近年来,民生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被提出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受到了一定关注。然而,由于民生权保护的利益并不同于具体的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因此当民生权作为一项具体权利在适用过程中,就会面临权利定性、权利行使范围以及义务责任主体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对于民生权的性质并不应当片面理解为一种宪法权利,更不是一项部门法上的单独权利,它的运行和落实需要通过与部门法规则的衔接来实现,对民生权的适用需要加以相应限制条件,并应明确国家是民生权当然的义务主体,法人、其他组织在有规定的情况下也会承担相应的民生权义务,而个人决不能被认定为民生权义务主体,否则就会造成民生权滥用和法律规则适用的混乱。     

论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

刑事咨询权是犯罪嫌疑人的基础性权利 ,是辩护权的基础 ,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 ,应当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和立法者的重视。本文从咨询概念着手 ,论述了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的概念、特征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的价值及其实现时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应有的相应权利。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推进我国选举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选举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实现，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我国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规定过于分散，直接选举过于频繁且范围过窄，竞争不够充分，不尊重被提名人意愿，候选人介绍存在缺陷，选区划分制度不科学，选举程序不够严密，选举制度与代表制度存在冲突，代表结构比例要求与区域选举制存在冲突，救济和裁判制度不健全。选举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通盘考虑，要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水平为价值导向，走法制化道路。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和完善选举立法，解决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有意识地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回应公民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对选举制度建设的要求。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的确立及其地位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基础为人格权。个人信息具有独立的属性和价值，不能为其他具体人格权客体所概括，与一般人格利益相比具有特殊性并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类别。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崭新的具体人格权，是信息时代民法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个人信息保护应当在民法典人格权法编的一般规定中加以明确，个人信息权应当在人格权法编中独立成章。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知政权

公民知政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并通过一定方式知悉、获取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种政治活动信息，而不受他人和社会组织非法干涉、侵犯和剥夺的权利。公民知政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保障公民知政权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当通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司法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知政权。     

Gravitation or discrimination? Determinants of litiga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he strong presence of large countries in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absence of very poor ones have raised concerns that increasing legalisation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has not diminishe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ess powerful countries as much as expect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dispute initiations in all WTO member state dyads in 1995–2003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is issue.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main driver of dispute initiation is a gravitational one: larger economies and bigger trad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involved in trade disputes primarily because their economies are more diversified, and also because greater market size makes them more attractive targets of litigation. While evidence is not found for discriminatory effects against countries with small legal capacity, the results of the article point to a more complex form of power bias – namely a preponderance effect. They suggest that disputes among country dyads including a much more powerful defendant than complainant or vice versa are dealt with outside the WTO. This finding is potentially worrying because it is, arguably, easier to reduce legal capacity differences than to reduce power differences.     

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借鉴意义

儒家廉政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廉为政本＂、＂吏为廉先＂、＂廉政为民＂等主张,折射着儒家学者们以礼治国的感悟和政治智慧。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或多或少地会从儒家廉政思想中挖掘出些许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建立＂惩治、预防与教育、监督并重的预防体系＂、＂以德治国＂思想、＂干部自律＂观念等分别是儒家＂廉为政本＂、＂廉政为民＂、＂道德教化＂、＂为政以德＂、＂修身正己＂等思想的现代转化,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弘扬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加强道德教育,能够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廉政理念;弘扬儒家＂修身正己＂思想,树立高尚品格,能够培养领导干部优良作风;弘扬儒家＂廉政为民＂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能够增强领导干部公仆意识。     

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