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

生态环境恶化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政府的施政行为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诉求,也是绿色发展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与督察体系,但在具体生态环境治理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问题却屡禁不止,导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与冲突,亟待树立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构建高效的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强化制度执行与督察,形塑和强化“理性生态人”角色,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发展型政府:地方政府转型的过渡态——基于沪、苏、锡的海归创业政策案例调研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提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逐步探索和实践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本文通过对发展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溯源和概念澄清,指出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关键是提供均等化和普遍化的公共服务。目前一些服务导向的地方政府实际上仍在执行发展型政府的职能。以上海、苏州和无锡等地的海归创业政策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地方政府提供“保姆式服务”的原因和表现,并指出其政府形态仍然是发展型政府。继而通过研究其发展型政府的内在制约和“保姆式服务”的不足．揭示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动态转变轨迹。最后,对如何促进政府转型和海归创业企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推进“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确立责任、透明、回应等现代政府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体现现代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诉求的鲜明特征，始终坚持“放管服”改革的初心使命、人民主体地位和职能转变导向。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论发展型政府的困境及其转型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长期以来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政府,不仅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而且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社会弊病,这使得发展型政府走到了穷途末路。为挽救这一危机重在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才是实现良好治理的终极路径选择。     

发展型政府理论与香港实践

发展型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并且采取有力措施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香港是典型的小经济体,对外在环境有非常大的依存度,一直关注如何维持与中国内地、周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良好互动。在把握有关发展型政府理论的脉络及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发展型政府理论在香港的实践与CEPA框架下香港政府扮演的四重经济角色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认为,应该从增强香港经济自主性、制度建设和增加内地与香港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CEPA。结论部分探讨了在CEPA框架下,内地和香港的各级政府成为更加有效的发展型政府的途径以及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启示。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论析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客观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综合性能力三层结构性要素，分别指向政权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在三层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交互运动中，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持久性稳固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保障，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夯实基础。作为能力的直接承担者，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当以“能力体系”的整体视域观照“重点能力”的精准提升；作为能力的间接承担者，基层政府应当主动拓展“能力锻造”的多维场域和健全“体现能力”的相关保障。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     

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全新的概念。究竟何为政府治理？初步来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挑战

20世纪以来,基于行政理论、经济理论和民主理论的西方政府改革,呈现统治职能的非人格化、管理职能的刚性化和服务职能的扩大化等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发展为应对"现代化"和"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高度叠加,在兼顾"管理补课"和"改善服务"的问题上,整合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改革的三种价值取向,形塑了较为均衡的地方治理风格。当下,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进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三合一"模式面临挑战。     

全球化与行政管理制度变迁

政府转型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互动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而政府在面对国际制度挑战中处于核心角色,形成和国际制度相适应的协调制度是政府转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和个案分析,在对国际制度、公共政策协调和发展型政府理论进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阐述了国际制度下的政府转型现象.这种现象指的是在发展型政府国家,国际制度为国内政策制定引入了全球化因素,并促使国家内部建立与国际制度联系的对口协调部门或制度.这些都有利于国际制度进一步塑造国内决策环境.伴随着国际制度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决策过程日益专业化和多元化,政府转型成为全球化时代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发现,国际制度会通过议事日程和规则的变化、新的配套协调决策机构的建立等来影响部门利益的表达、部门与跨部门的知识(信息)的建构、以及各部门对最后决策形成的意见、建议、交换,并导致新的国内制度的产生.     

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策略转换的逻辑

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治理需求,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向限制工业增长的生态范式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经历着:行动场域从经济增长到生态环境治理的变化;治理策略从增长机器到城市治理联盟的转换;发展策略从"发展型战略"向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者战略"的转型。通过对河北省一个县级市环境治理案例的探讨,可以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治理的战略转型过程中,会受到行政和财权的发包制、监督与激励、横向府际关系的博弈与冲突等三种因素的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民众、企业等行动主体组成的协作治理网络,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进的有效途径。     

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

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案,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另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新型治理:韩国民主进程中的市民组织

近些年来,在以发展型国家著称的韩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影响不断增强.本文分析了韩国民主巩固进程中市民组织的政治化问题.论文通过分析市民组织在政策过程中的三个政治活动案例,揭示了韩国市民组织的组织特征和政治功能,最后还对韩国市民组织的特征与日本市民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并对韩国政治中市民组织在新型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前景进行了评价.     

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政府职能转型视角

政府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其和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也依次经历了监督评价、免疫系统、国家治理等三个阶段。国家治理与政府职能转型的新变化与要求,主要体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保障民生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功能等四个方面。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与着力点,主要体现在预算审计、公共政策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多个方面。     

WTO与中国政府行政行为规范

“入世”促使我国经济步入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的新阶段,市场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行为模式。这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努力获取“入世”的正效应。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新时期中国政府优化公共权力结构的政策思路

构建新型国家和重塑新时期中国公共权力结构已经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性诉求，如何解决好公共权力结构与利益能动因子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