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管理视角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研究

"放管服"改革将政府职能转变具化为放权、监管和服务三个维度,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议题。通过"战略-结构-绩效"范式分析"放管服"改革历程,发现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是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必然选择。结合各地实践,建立"四个人民"绩效管理理论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三角-环圈模型,尝试构建协同化绩效管理体系、科学设置综合化绩效管理指标、运用数据化绩效管理手段,旨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探寻新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优化路径。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推进“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确立责任、透明、回应等现代政府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体现现代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诉求的鲜明特征，始终坚持“放管服”改革的初心使命、人民主体地位和职能转变导向。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与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以“放管服”改革优化大庆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大庆市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放管服"改革的内涵与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分析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放管服改革与政府数据治理

我国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运用数据治理方式,大大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服务型政府和高效政府已初步体现。但是传统体制、思维模式、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以及制度保障等已成为数据治理更好推广运用的阻滞因素,因此必须针对这些薄弱环节进行改革和完善,为实现数据治理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使放管服改革能借助现代科技顺利推进,早日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信用监管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我国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所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实践创新,信用监管不仅仅成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性机制,也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信用监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化走向更加严格的法治化。强化法治引领、切实保护权益、加强社会共治,这是我国信用监管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美国精益政府变革与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始终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放管服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也展开了精益政府变革,流程优化同样是其核心内容。以一些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例,对两国在同一时期推进的相似改革进行比较,可以了解改革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公信力是政府职能履行有效性和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公众感知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基于此,通过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打造协商沟通平台、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精准服务能力以及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进入调整和完善时期的机构改革：建构高质量的政府

通过对政府组织体系、政府与外部组织关系两个层面的改革，前八次机构改革建构了一个政府治理体系和运作的基本架构。新一轮机构改革是在深入推进前八次机构改革基础上所做的调整和完善。研究认为，未来的机构改革应从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模式等三个层面进一步加以调整和完善，具体在于政府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机构改革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同步演进。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